《孟孝琚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云南昭通东郊白泥井出土，因为在出土时就断失碑首，因而又被称为《孟琁残碑》，原碑风貌今已无缘得见，现存残碑高1.33米，宽0.96米，文行十五行，每行顶格二十一字（其中第五行存三字，第十三行因上截已失而空无一字，第十四行存十六字，第十五行存十字），共存二百六十字。惜乎孟碑因缺失碑首，立碑年代付之阙如，包括罗振玉、梁启超在内的学界大家，多苦苦细究其立碑年代，以期能揭示滇碑发轫之时间上限，以及云南边疆与中原的关系，反因此造成对《孟孝琚碑》书法价值与书法风格微观分析的长期忽略。到目前为止，仅有地方学界谢崇崐、陈孝宁等曾撰文涉及，与《孟孝琚碑》应有的书史地位颇不相称。

据统计，在有明确纪年的东汉碑刻中，刻制于桓帝年间的五十九件，刻制于灵帝年间的七十六件。立碑在当时成为一种风尚，那么昭通《孟孝琚碑》立于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就并非偶然了。

存世汉碑留下书写者姓氏的极少，而《孟孝琚碑》则留下“武阳主簿李桥”“书佐黄羊”“（主）记李昺”“铃下任骡”等姓氏，颇为不易。实际上，由门生故吏出资为师长树碑立传，正是东汉中后期特有的墓葬风俗。据专家们考证，存世汉碑中三分之二，均为此类门生、故吏所立。《孟孝琚碑》的刻立者，正是孟孝琚之父武阳令的“故吏”。东汉选官取士实行“察举制”，门生故吏与其恩师、故主之间，具有一种“终身”性的附属关系。对于这些门生、故吏来说，师尊、座主于己在文化上有教导之义、政治上有擢用之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故师尊之丧，乃至师尊家属之丧，有如天崩地陷，为其勒碑颂德，自然就成为应尽的义务，所谓“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门生故吏热衷于为师尊、故主颂德刻碑，除了寄哀思、申情谊之外，还有附骥致远的用意，正如宋代赵明诚所言：自东汉以降，名卿士大夫死而立碑，“门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阴，盖欲附托以传不朽尔。”孟孝琚生于东汉时代朱提的“南中大姓”，其父祖世代仕宦于西南各地，曾祖为严道君，父亲是武阳令，虽不如《衡方碑》中衡方唐尧后代、位列九卿、“百寮临会”那般显赫的家族世系，但在南中地方，还是有着一定政治影响力的。李桥等门生故吏为孟孝琚树碑，在顺应东汉流行风尚的同时，也是为自己了却道义上的职责。

孟孝琚碑整拓

此外，桓、灵时期还是汉碑文体的成熟时期，碑文的文体已经形成一套固定的格式。一篇完整的碑文，通常由碑额、碑序、碑铭三部分构成。碑额用以标明碑主身份；碑序则是碑文的主体部分，记述亡者的家世、学行、仕宦履历、卒葬、寿年，以及生者的颂扬悼念之情；碑铭则为结尾的几句韵语，对碑主作总结式颂赞。

存世二百六十字的《孟孝琚碑》碑文的撰写，基本按照这种固有格式而另有变化。“碑文分三节，先散文，志也；次四言韵语，铭也；次七言韵语，则乱也”（见石屏袁丕佑《跋》）。除本应表明碑主身份的碑额及部分文字残缺之外，前五行为首节，叙述碑主孟广宗的身世，自十二岁随父到武阳（今四川境）学韩诗、孝经；后改名孟琁，字孝琚，后聘蜀郡何彦珍女，未娶而夭亡于武阳，内中兼有评价其德行学绩之语；第六至十一行为四言诔语，即如“四时不和，害气蕃溢；嗟命何辜，独遭斯疾……将及幽都，归于电丘；凉风渗淋，寒水北流”之类，文辞古雅，情感充沛，催人泪下；十二至十三行为七言韵语的“乱辞”，用典甚多，痛悼碑主英年早逝，而其他汉碑如《景君铭》《郙阁颂》《杨孟文碑》等，于铭后亦有“乱曰”之例；最末两行附以立碑者题名，表明其父的属下吏员为纪念死者，安慰亲属，特刻此碑送孟孝琚并归葬朱提。碑文叙事简要，与咏颂结合，将孟孝琚的人生历程比较完整地存留于世。方树梅为之跋语曰：“铭词博大，决为当代老经师手笔”“亦孝琚不幸之幸也”，评价甚高。

孟碑出土后，昭通籍翰林谢崇基等，将其移置于城中凤池书院藏书楼下东壁间保存。谢氏还撰写跋文，附嵌在原碑末行空隙处，同时大量拓印，寄送海内名流。此后光、宣之际，雅好金石的端方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也曾派人到云南，拓印千本，使“海内治金石者，益知宝重”。其他如昭通萧瑞麟等，都曾有向友人寄赠拓片之事，具体渠道虽不得其详，但孟碑终究在清末民初年间逐渐流播于世，惊动金石学界。

孟孝琚碑碑亭及外景

作为“滇石之最古者”，《孟孝琚碑》对于阐明云南文化、学术的地位，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孟孝琚碑》出土较晚，前清曾经旅居或宦游于云南的著名金石考据家，如阮元、桂馥、王昶等人，均未得见；至于罗振玉、梁启超、吴士鉴诸先生虽得见孟碑拓片，但因为已经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动荡时代，其精力与视线不能不有所转移，因而对孟碑的“考证概未精审”。尽管如此，仍有若干精彩跋语传世。本文择其有关书艺的评论恭录于下：

昭通胡国祯《记》曰：“书法苍劲，文辞雅健，浑朴古茂……得此断碣，不独为吾里光，而全滇亦可生色矣。”

昭通谢崇基《跋》曰：“其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方之滇中古刻，远过两爨诸碑之上。虽碑首断阙，间有泐痕，年代无考，然以文字揆之，应在汉、魏之间，非两晋后物，洵可宝也。”

剑川赵藩《跋》曰：“滇中贞石，两爨碑为最古，而此碑更先之，文辞书法，皆东汉人矩度，埋土中二千余年而始出，固将星凤视之，惟惜上段阙文，无由稽考征信，然摩挲翠墨，疏古渊茂，同断为汉碑无疑也。”

善化黄膺《跋》曰：“是碑结体方整，笔意圆劲浑朴，在篆隶间……此石晚出，乃古汉碑第一，微独滇南瑰宝，亦寰宇希世之珍矣。”需要指明的是，黄鹿泉对孟碑评价之所以如此之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把孟碑年代断为东汉初建武十二年（36）所致，比之目前公认的桓帝永寿三年（157），足足提前了一百二十一年，自然会感觉较之其余东汉名碑为贵，乃至以“汉碑第一”称之。

宜都杨守敬《跋》曰：“以碑字体定之，似《韩公铭》《尹宙》……其在桓、和之世乎？”

昭通谢文冏《跋》曰：“是碑字体方整，浑茂古劲，在篆隶间，大有关于书学。”

石屏袁嘉谷《跋》曰：其字体“简朴古茂，与五凤地节石相类，非永平褒斜石刻、中岳泰室比也。”

梁启超于1925年《跋》曰：“碑中字体，有绝类今楷者，可见书之变迁，其积以渐，其来甚久，谓其某体起于某时，创自某人，皆目论也……滇南所出两碑，《爨龙颜》全用方笔，足破北方南圆之陋。见此碑可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系。”

姚安由云龙《跋》曰：“《孟孝琚碑》为滇石之最古者……至其字体，亦于《韩公铭》《尹宙碑》为近……结体方整，浑穆淳厚，尤与《樊敏碑》逼似，其中‘君’字‘石’字几如出一手”。

贵阳余达父为《孟碑》题诗云：“最晚乃出孟璇碑，文章渊雅八分好……舍此一片昆山玉，公之世界得彰表。”

总而言之，《孟孝琚碑》出土后的晚清民国时期，学界较多关注于其年代考证问题；涉及书艺书风，则停留于宏观描述，未暇细致展开。

孟孝琚碑原石（局部）

《孟孝琚碑》碑文排列与铭文内容、体例相统一，书法整体笔画端正，顿挫分明，应规入矩。归纳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间架稳重，蹲踞其位，字字千斤磐石，仪态敦厚；二是以古拙之行笔造成部首方整的形象；三是收笔处运用重顿笔法配合淳朴造型，使人感受自然融合的精神意蕴和古拙的韵味。

碑文整体布局统一规整，既遵循汉碑排列整齐的布局，又注意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关系，适当地改变部分结字的外形。同时，缩小碑面纵横的间距，使文字之间显得更为紧密。笔画间的呼应除了笔意的内在联系外，还注重笔画自身的向背问题，在竖行横列中生跌宕变化之奇趣。纵横各行虽然都在同一条轴线，却因字体变化而多姿。《孟孝琚碑》点画间的形势相互映带，血脉不断，如此笔笔相承，笔意连贯，神采奕奕，生动活泼，使得文字整体笔画相互贯通，融为一体，向不犯碍，背不脱离，偃仰、向背的结构得“离合之势”，各部分更紧密、生动，更具浑然天成之感。

孟孝琚碑拓片（局部）

在碑文的纵横排列中，注重文字的大小错落，不失东汉碑刻的基本势态，务期跌宕变化，展示跳跃的节奏感。昭通谢崇崐先生分析：碑文中笔画少的独体字，如“丙”“申”“月”“之”“失”“十”“二”“少”“四”“回”“鱼”等，体态放大，呈破格之势，甚而满格书之。相反，笔画多者则结字紧密，占地偏小，如“渊”“报”“琚”“逢”“遭”“隆”“崇”“素”等字最为明显，深得欧阳询“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宽猛得宜”这一字体布局的原则。不过《孟孝琚碑》书者并没有机械地按“画少反大、画多反缩”常规去刻意为之。其中，笔画多而占地亦多者不乏其例，特别是第十二行的“澹”“台”二字，就几乎占了三格的空间，虽突破行款，但通体观之，却与左邻右舍极其谐调，宽不觉散，大而不虚。整篇铭文疏密有致，古朴中渗透灵妙之趣，“书者若是没有通篇布局的挈矩之道，是很难布阵的。”

清代翁方纲在其《两汉金石记》中评论《衡方碑》称：“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如果机械地将每个字写得“状如算子”，就不是书法了。可见在其实际创作中，书家正确理解了“促大展小”的法则，注意视觉效果，使得通篇看起来更加美观自然。

孟孝琚碑原石（局部）

《孟孝琚碑》在章法方面的这种节拍和韵律，正如王羲之在《笔势论十二章》中所指出：“分间布白，上下齐平，均其体制，大小尤难。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宗白华在其《美学散步》中也引元末书法理论家张绅之说阐明相关道理：“古之写字，正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终篇结构，首尾呼应。故羲之能为一笔书……笔意顾盼，朝向偃仰，阴阳起伏，笔笔不断”。这样的评价，用之于《孟孝琚碑》，也并不过誉，书家在有意无意间的安排，塑造了其独具特色的结构美。

《孟孝据碑》虽然上截断失，但其第三、四、九行顶端，分别留有“迺”（古“乃”字）末笔捺之刻痕“年”字竖笔之刻痕，以及“颜”字右旁“页”下之“八”两点笔画刻痕，证明原碑是一块整石所断，并非两块石板嵌接。铭文取势横扁，又化扁为方，左右舒展，笔画瘦劲古朴；其波磔分明，笔画纤细，燕尾处圆整浑厚，锋芒向右上角直出，方正中不失奇崛，规矩中又显婀娜，整体书写生动，线条对比明显。

从《孟孝琚碑》具体字形来看，大小参差，长短广狭，特别是对大量重字“一字多形”的处理（重字在《孟碑》全文中占了百分之三十，其中多者有五个，少者则二三个不等），做到了“正中求变、奇中求正”的效果。例如两个“下”字，一取横势，下直笔较短，右小横作点状极力下按；另一呈纵势，下直笔伸长，右横也以点状上挑。凡此种种，一方面体现出对称美和变化美，另一方面又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揖让等结构形式，充分体现求变的原则。

孟孝琚碑拓片（局部）

碑文系双刀刊刻，用笔中锋，因刀刻不易圆转，故隶书起笔似圆还方，以方折为主要形态特质，而以尖细、挺劲为其笔道线条特征。其用笔的“方”，体现在点画的起笔与收笔；结体的“方”，体现于笔画的转折与连接。行笔缓急轻重，微波提按；收笔时而意气飞扬，顿挫出锋，时而含蓄内敛，使线条既有隶法的静穆，又不失行楷之自然。加之铭文的悲婉凄绝，更兼两千年大自然的风化蚀剥，故碑字略显粗砺，笼罩了一层质朴而神秘的色彩。

《孟孝琚碑》结字扁平齐正，营造手段极富变化。碑文中“曾”“孟”“不”等，呈上窄下宽梯形结构，憨态稚拙；而“息”“哭”等字又上宽下缩，乍看显得头重脚轻，全无笔法，不合汉碑左规右矩、蚕头燕尾之旨，与美观典雅的隶书结字规律多有不同。而事实上，《孟孝琚碑》在隶变已经趋于落幕的东汉后期出现，笔法已呈现隶楷互变的走向。正如梁启超在跋语中指明，《孟孝琚碑》“足破北方南圆之陋”，一方面“见此碑可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另一方面其书写“有绝类今楷者”，实开魏晋后楷化之风。

孟孝琚碑拓片（局部）

此外，铭文中“广”“然”“远”“阳”等字，其结体就疏密有致、端庄工整、规矩大方；“四”“回”二字虽为全包围结构，但纵线或上窄，或上宽，并非统一对齐，而是竖线平行，相互照应。这样的结体变形在该碑中比比皆是，可见某些夸张变形的结字风格，实与书者或刻工的水平无关，恰是他们有意为之，营造出“随字赋形”的结构变体。由于碑面每个字形体笔画的不同，因而在造型的处理上，根据各字的长短、大小、宽扁、斜正等，都作出微妙变化，使之呈现不同形态，而整体上行与行、字与字之间却又能互相呼应，虚实相生，疏密有度，参差错落，最终形成统一和谐的关系。总之，《孟孝琚碑》意趣横生，动势微妙，其书写与其他东汉碑刻相比，别具一番气象。它在结体上具有奇特的艺术想象力和强烈的表现意识，擅长随形赋势、因字赋形，往往根据字形发掘其内在可变之处，对其架构作大胆变化、巧妙安排，在汉隶扁平结构之外，貌似造型笨拙，实则整齐而不呆板，字里字外收放自如、疏密有致，飘逸脱俗，气韵生动，极富内在的意蕴。

孟孝琚碑原石（局部）

作为云南迄今唯一汉碑，《孟孝琚碑》也是云南存世最早的刻石。其滇中第一的地位，圆劲古朴的笔法，浑穆茂密的布局，方整宽舒的结体，以及恢宏大度的气势，使其不仅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故一直为世所重。正如由云龙《定庵题跋》所谓：滇中石刻“两爨已为边方生色”，而孟碑“又驾两爨而上之，足以征滇省文化输入之早”。但尽管如此，对《孟孝琚碑》历史定位尚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其一，回顾云南书法史，当年阮元跋《大爨碑》时，尚不知《小爨碑》的存在，故将《大爨》误称作“云南第一古石”；待昭通汉代《孟碑》出土，遂力拔滇碑头筹。但由于残存《孟碑》卷首仅有“丙申”二字而无年号，而从汉高祖二年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前205—216）之间，八值“丙申”，《孟孝琚碑》上的“丙申”究竟何指，长期不一而论。经过数代学者多方考证之后，此碑被最后确定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所立，争议遂平，再无可疑。回顾早期学界名流如罗振玉等，雅好金石，热心为《孟孝琚碑》考定年代，但因局限于不清晰、不完整的拓片作研究，曾断言此碑为西汉哀帝河平四年（前25）所立。由于西汉石刻传世者绝少，有字者更为罕见，罗氏因之进一步认定《孟孝琚碑》“与《麃孝禹石刻》南北并峙，可谓瑰宝矣！”云南袁嘉谷支持罗振玉的断代结论，遂在《跋》中将其称为“滇中第一石”“海内第一石”。晋宁方树梅虽然不赞同“河平四年立碑”之说，但也只是稍延后于东汉初的建武年间，亦属汉碑及隶书碑文罕见的年代，因而其《跋》曰：“二千载后累累得数百字，为海内汉碑第一，金石家无不肃然起敬”。在以上评价中，“滇中第一石”当无问题，至于“海内第一石”“海内汉碑第一”的称谓，则名实难副。后人不审以上称谓提出的背景，以管窥豹，在许多书籍和资料中仍广泛宣扬，因袭转抄，习非成是，早已到了必须更正的时候。

孟孝琚碑拓片（局部）

其二，否定《孟孝琚碑》“海内第一石”的地位，并非否定其应有的书法价值。西汉乃至东汉初期，风气质朴，墓铭碑志之风迄未形成，何况西南边疆风气晚开，更不易播及。“东都自路都尉始有墓阙，有文而传于今，则自谒者景君墓表始……自是以后，踵事增华，树碑立碣，叙功述美”；延至东汉桓、灵之际，文辞竟胜，“石经观摩，此风益盛”，《孟孝琚碑》也因是因时而出。清吴士鉴在《九钟精舍金石跋尾》中谈及此碑时说：“当时西南徼风气渐染，故与中原碑碣判然不同也。”言《孟孝琚碑》“与中原碑碣判然不同”，确为的论。昭通或者武阳（今四川彭山），远距中原千里，山水阻隔，风物不同。我们可以断定《孟孝琚碑》书写者与中原文化有着诸多联系，但因为长时间居于边陲，受地方文化习惯、风土人情的影响，必然导致《孟孝琚碑》在结体变化、文字书写习惯方面产生一定变化，生发出与中原相区别的特有面貌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孟孝琚碑》所立的永寿年间，中原地区的隶书碑刻已经臻于至善，而反观远在云南的《孟孝琚碑》，其文字书写仍处于剧烈变化的发展时期，篆书、隶书，甚至楷书都夹杂其中。无怪梁启超题跋此碑时认为“碑中字体有绝类今楷者……可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如碑文第四行上的“癸卯”二字，其结体中可见不少篆书体的方法，“卯”字可以是篆书体的隶书化写法；第六行“害气”之“气”，除结体上有篆书意味之外，其用笔也夹杂有民间文人结体随意、书写放浪的特点；第七行“凉风渗淋”的“风”字，内部不从“虫”，而写作“充”形，这在目前所见汉碑中，极为少见，而“渗”字右旁则几乎完全使用篆书结构；第十一行“昆”字最上的横画，极具夸张地向上拱起，两边竖笔则向内斜插，兼具隶书与篆书的写作方法；第十一行“煙火”的“煙”，右旁下部“土”的两横画两端均向上翘，形如“出”字，极富情致。单独来看，《孟孝琚碑》文字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变化不一，但其总体章法、布白却十分整齐，并无任何不和谐之处，显示古人把握文字刻写能力的高超。

其三，包括《孟孝琚碑》在内的西南地区汉碑隶书，笔画浑厚，结体方正，书风略显稚拙，这与西南地区广阔裸露的泥灰质岩石有着密切关系。此类石质在溶蚀、风化作用下，易发生物理力学及化学的变化，加之石质多为旱颗粒状的碎屑结构，便会直接影响书法细部的刻画与碑面的纹饰，使碑文书法显现朴拙之风。

孟孝琚碑原石（局部）

其四，东汉时期的古人，大多尚无明确的“书法”自觉性，多将书艺视为“雕虫之小技”，甚至“壮夫不屑为”，这样的态度反而使书家无意追求经纬大业，也就没有现代人所常见的急功近利。汉代书法以气势取胜，笔意静穆，书家用平平常常的样子，给人极不平常的感受，展示法外之书的内美格调。包括《孟孝琚碑》在内的东汉晚期隶书作品，百花齐放，各种碑刻形式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正如清人王澍评述《孔庙碑》时所说：“汉人作字，皆有生趣”“意在有无之间，趣出法象之外，有整齐处，有不整齐处”“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当代丛文俊先生也指出：正因为士大夫清流书家的规矩尚未进入汉代碑刻领域，使得各地的书写者能够根据“自己所学所悟”，尽情发挥，“工拙由人”“以此造成汉碑风格的多变、美感的丰富。”无规矩的模式，意外成就汉碑异彩纷呈的艺术魅力，昭通《孟孝琚碑》正是这一汉碑大家族中不可替代、不可抹杀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想要更上层楼，已经难有余地，因而汉以后，隶书相当长时期遭到冷遇，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作者单位：昭通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