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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孟孝琚碑》书法风格及其历史定位

2018/10/15 14:56:07 人评论 信息来源:中国书法杂志 作者:唐靖

汉孟孝琚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云南省昭通城外白泥井出土,是云南省现有的唯一一块汉代碑刻。碑文记述汉代武阳令之子孟广宗(字孝琚)的生平事迹。此碑文辞典雅,书体方正平满,简朴古茂,且碑身所存两侧与下脚刻有图案。梁启超在题此碑的跋语中说:“见此碑可证汉…

《孟孝琚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云南昭通东郊白泥井出土,因为在出土时就断失碑首,因而又被称为《孟琁残碑》,原碑风貌今已无缘得见,现存残碑高1.33米,宽0.96米,文行十五行,每行顶格二十一字(其中第五行存三字,第十三行因上截已失而空无一字,第十四行存十六字,第十五行存十字),共存二百六十字。惜乎孟碑因缺失碑首,立碑年代付之阙如,包括罗振玉、梁启超在内的学界大家,多苦苦细究其立碑年代,以期能揭示滇碑发轫之时间上限,以及云南边疆与中原的关系,反因此造成对《孟孝琚碑》书法价值与书法风格微观分析的长期忽略。到目前为止,仅有地方学界谢崇崐、陈孝宁等曾撰文涉及,与《孟孝琚碑》应有的书史地位颇不相称。



《孟孝琚碑》立碑刻石的背景



据统计,在有明确纪年的东汉碑刻中,刻制于桓帝年间的五十九件,刻制于灵帝年间的七十六件。立碑在当时成为一种风尚,那么昭通《孟孝琚碑》立于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就并非偶然了。


存世汉碑留下书写者姓氏的极少,而《孟孝琚碑》则留下“武阳主簿李桥”“书佐黄羊”“(主)记李昺”“铃下任骡”等姓氏,颇为不易。实际上,由门生故吏出资为师长树碑立传,正是东汉中后期特有的墓葬风俗。据专家们考证,存世汉碑中三分之二,均为此类门生、故吏所立。《孟孝琚碑》的刻立者,正是孟孝琚之父武阳令的“故吏”。东汉选官取士实行“察举制”,门生故吏与其恩师、故主之间,具有一种“终身”性的附属关系。对于这些门生、故吏来说,师尊、座主于己在文化上有教导之义、政治上有擢用之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故师尊之丧,乃至师尊家属之丧,有如天崩地陷,为其勒碑颂德,自然就成为应尽的义务,所谓“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门生故吏热衷于为师尊、故主颂德刻碑,除了寄哀思、申情谊之外,还有附骥致远的用意,正如宋代赵明诚所言:自东汉以降,名卿士大夫死而立碑,“门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阴,盖欲附托以传不朽尔。”孟孝琚生于东汉时代朱提的“南中大姓”,其父祖世代仕宦于西南各地,曾祖为严道君,父亲是武阳令,虽不如《衡方碑》中衡方唐尧后代、位列九卿、“百寮临会”那般显赫的家族世系,但在南中地方,还是有着一定政治影响力的。李桥等门生故吏为孟孝琚树碑,在顺应东汉流行风尚的同时,也是为自己了却道义上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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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碑整拓


此外,桓、灵时期还是汉碑文体的成熟时期,碑文的文体已经形成一套固定的格式。一篇完整的碑文,通常由碑额、碑序、碑铭三部分构成。碑额用以标明碑主身份;碑序则是碑文的主体部分,记述亡者的家世、学行、仕宦履历、卒葬、寿年,以及生者的颂扬悼念之情;碑铭则为结尾的几句韵语,对碑主作总结式颂赞。


存世二百六十字的《孟孝琚碑》碑文的撰写,基本按照这种固有格式而另有变化。“碑文分三节,先散文,志也;次四言韵语,铭也;次七言韵语,则乱也”(见石屏袁丕佑《跋》)。除本应表明碑主身份的碑额及部分文字残缺之外,前五行为首节,叙述碑主孟广宗的身世,自十二岁随父到武阳(今四川境)学韩诗、孝经;后改名孟琁,字孝琚,后聘蜀郡何彦珍女,未娶而夭亡于武阳,内中兼有评价其德行学绩之语;第六至十一行为四言诔语,即如“四时不和,害气蕃溢;嗟命何辜,独遭斯疾……将及幽都,归于电丘;凉风渗淋,寒水北流”之类,文辞古雅,情感充沛,催人泪下;十二至十三行为七言韵语的“乱辞”,用典甚多,痛悼碑主英年早逝,而其他汉碑如《景君铭》《郙阁颂》《杨孟文碑》等,于铭后亦有“乱曰”之例;最末两行附以立碑者题名,表明其父的属下吏员为纪念死者,安慰亲属,特刻此碑送孟孝琚并归葬朱提。碑文叙事简要,与咏颂结合,将孟孝琚的人生历程比较完整地存留于世。方树梅为之跋语曰:“铭词博大,决为当代老经师手笔”“亦孝琚不幸之幸也”,评价甚高。



早期学界对《孟孝琚碑》书法价值的宏观评价



孟碑出土后,昭通籍翰林谢崇基等,将其移置于城中凤池书院藏书楼下东壁间保存。谢氏还撰写跋文,附嵌在原碑末行空隙处,同时大量拓印,寄送海内名流。此后光、宣之际,雅好金石的端方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也曾派人到云南,拓印千本,使“海内治金石者,益知宝重”。其他如昭通萧瑞麟等,都曾有向友人寄赠拓片之事,具体渠道虽不得其详,但孟碑终究在清末民初年间逐渐流播于世,惊动金石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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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碑碑亭及外景



作为“滇石之最古者”,《孟孝琚碑》对于阐明云南文化、学术的地位,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孟孝琚碑》出土较晚,前清曾经旅居或宦游于云南的著名金石考据家,如阮元、桂馥、王昶等人,均未得见;至于罗振玉、梁启超、吴士鉴诸先生虽得见孟碑拓片,但因为已经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动荡时代,其精力与视线不能不有所转移,因而对孟碑的“考证概未精审”。尽管如此,仍有若干精彩跋语传世。本文择其有关书艺的评论恭录于下:


昭通胡国祯《记》曰:“书法苍劲,文辞雅健,浑朴古茂……得此断碣,不独为吾里光,而全滇亦可生色矣。”


昭通谢崇基《跋》曰:“其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方之滇中古刻,远过两爨诸碑之上。虽碑首断阙,间有泐痕,年代无考,然以文字揆之,应在汉、魏之间,非两晋后物,洵可宝也。”


剑川赵藩《跋》曰:“滇中贞石,两爨碑为最古,而此碑更先之,文辞书法,皆东汉人矩度,埋土中二千余年而始出,固将星凤视之,惟惜上段阙文,无由稽考征信,然摩挲翠墨,疏古渊茂,同断为汉碑无疑也。”


善化黄膺《跋》曰:“是碑结体方整,笔意圆劲浑朴,在篆隶间……此石晚出,乃古汉碑第一,微独滇南瑰宝,亦寰宇希世之珍矣。”需要指明的是,黄鹿泉对孟碑评价之所以如此之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把孟碑年代断为东汉初建武十二年(36)所致,比之目前公认的桓帝永寿三年(157),足足提前了一百二十一年,自然会感觉较之其余东汉名碑为贵,乃至以“汉碑第一”称之。


宜都杨守敬《跋》曰:“以碑字体定之,似《韩公铭》《尹宙》……其在桓、和之世乎?”


昭通谢文冏《跋》曰:“是碑字体方整,浑茂古劲,在篆隶间,大有关于书学。”


石屏袁嘉谷《跋》曰:其字体“简朴古茂,与五凤地节石相类,非永平褒斜石刻、中岳泰室比也。”


梁启超于1925年《跋》曰:“碑中字体,有绝类今楷者,可见书之变迁,其积以渐,其来甚久,谓其某体起于某时,创自某人,皆目论也……滇南所出两碑,《爨龙颜》全用方笔,足破北方南圆之陋。见此碑可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系。”


姚安由云龙《跋》曰:“《孟孝琚碑》为滇石之最古者……至其字体,亦于《韩公铭》《尹宙碑》为近……结体方整,浑穆淳厚,尤与《樊敏碑》逼似,其中‘君’字‘石’字几如出一手”。


贵阳余达父为《孟碑》题诗云:“最晚乃出孟璇碑,文章渊雅八分好……舍此一片昆山玉,公之世界得彰表。”


总而言之,《孟孝琚碑》出土后的晚清民国时期,学界较多关注于其年代考证问题;涉及书艺书风,则停留于宏观描述,未暇细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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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碑原石(局部)



古拙奇崛的整体布局



《孟孝琚碑》碑文排列与铭文内容、体例相统一,书法整体笔画端正,顿挫分明,应规入矩。归纳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间架稳重,蹲踞其位,字字千斤磐石,仪态敦厚;二是以古拙之行笔造成部首方整的形象;三是收笔处运用重顿笔法配合淳朴造型,使人感受自然融合的精神意蕴和古拙的韵味。


碑文整体布局统一规整,既遵循汉碑排列整齐的布局,又注意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关系,适当地改变部分结字的外形。同时,缩小碑面纵横的间距,使文字之间显得更为紧密。笔画间的呼应除了笔意的内在联系外,还注重笔画自身的向背问题,在竖行横列中生跌宕变化之奇趣。纵横各行虽然都在同一条轴线,却因字体变化而多姿。《孟孝琚碑》点画间的形势相互映带,血脉不断,如此笔笔相承,笔意连贯,神采奕奕,生动活泼,使得文字整体笔画相互贯通,融为一体,向不犯碍,背不脱离,偃仰、向背的结构得“离合之势”,各部分更紧密、生动,更具浑然天成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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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碑拓片(局部)


在碑文的纵横排列中,注重文字的大小错落,不失东汉碑刻的基本势态,务期跌宕变化,展示跳跃的节奏感。昭通谢崇崐先生分析:碑文中笔画少的独体字,如“丙”“申”“月”“之”“失”“十”“二”“少”“四”“回”“鱼”等,体态放大,呈破格之势,甚而满格书之。相反,笔画多者则结字紧密,占地偏小,如“渊”“报”“琚”“逢”“遭”“隆”“崇”“素”等字最为明显,深得欧阳询“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宽猛得宜”这一字体布局的原则。不过《孟孝琚碑》书者并没有机械地按“画少反大、画多反缩”常规去刻意为之。其中,笔画多而占地亦多者不乏其例,特别是第十二行的“澹”“台”二字,就几乎占了三格的空间,虽突破行款,但通体观之,却与左邻右舍极其谐调,宽不觉散,大而不虚。整篇铭文疏密有致,古朴中渗透灵妙之趣,“书者若是没有通篇布局的挈矩之道,是很难布阵的。”


清代翁方纲在其《两汉金石记》中评论《衡方碑》称:“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如果机械地将每个字写得“状如算子”,就不是书法了。可见在其实际创作中,书家正确理解了“促大展小”的法则,注意视觉效果,使得通篇看起来更加美观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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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碑原石(局部)


《孟孝琚碑》在章法方面的这种节拍和韵律,正如王羲之在《笔势论十二章》中所指出:“分间布白,上下齐平,均其体制,大小尤难。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宗白华在其《美学散步》中也引元末书法理论家张绅之说阐明相关道理:“古之写字,正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终篇结构,首尾呼应。故羲之能为一笔书……笔意顾盼,朝向偃仰,阴阳起伏,笔笔不断”。这样的评价,用之于《孟孝琚碑》,也并不过誉,书家在有意无意间的安排,塑造了其独具特色的结构美。



朴茂雄放的结字特色



《孟孝据碑》虽然上截断失,但其第三、四、九行顶端,分别留有“迺”(古“乃”字)末笔捺之刻痕“年”字竖笔之刻痕,以及“颜”字右旁“页”下之“八”两点笔画刻痕,证明原碑是一块整石所断,并非两块石板嵌接。铭文取势横扁,又化扁为方,左右舒展,笔画瘦劲古朴;其波磔分明,笔画纤细,燕尾处圆整浑厚,锋芒向右上角直出,方正中不失奇崛,规矩中又显婀娜,整体书写生动,线条对比明显。


从《孟孝琚碑》具体字形来看,大小参差,长短广狭,特别是对大量重字“一字多形”的处理(重字在《孟碑》全文中占了百分之三十,其中多者有五个,少者则二三个不等),做到了“正中求变、奇中求正”的效果。例如两个“下”字,一取横势,下直笔较短,右小横作点状极力下按;另一呈纵势,下直笔伸长,右横也以点状上挑。凡此种种,一方面体现出对称美和变化美,另一方面又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揖让等结构形式,充分体现求变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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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碑拓片(局部)


碑文系双刀刊刻,用笔中锋,因刀刻不易圆转,故隶书起笔似圆还方,以方折为主要形态特质,而以尖细、挺劲为其笔道线条特征。其用笔的“方”,体现在点画的起笔与收笔;结体的“方”,体现于笔画的转折与连接。行笔缓急轻重,微波提按;收笔时而意气飞扬,顿挫出锋,时而含蓄内敛,使线条既有隶法的静穆,又不失行楷之自然。加之铭文的悲婉凄绝,更兼两千年大自然的风化蚀剥,故碑字略显粗砺,笼罩了一层质朴而神秘的色彩。


《孟孝琚碑》结字扁平齐正,营造手段极富变化。碑文中“曾”“孟”“不”等,呈上窄下宽梯形结构,憨态稚拙;而“息”“哭”等字又上宽下缩,乍看显得头重脚轻,全无笔法,不合汉碑左规右矩、蚕头燕尾之旨,与美观典雅的隶书结字规律多有不同。而事实上,《孟孝琚碑》在隶变已经趋于落幕的东汉后期出现,笔法已呈现隶楷互变的走向。正如梁启超在跋语中指明,《孟孝琚碑》“足破北方南圆之陋”,一方面“见此碑可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另一方面其书写“有绝类今楷者”,实开魏晋后楷化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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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碑拓片(局部)


此外,铭文中“广”“然”“远”“阳”等字,其结体就疏密有致、端庄工整、规矩大方;“四”“回”二字虽为全包围结构,但纵线或上窄,或上宽,并非统一对齐,而是竖线平行,相互照应。这样的结体变形在该碑中比比皆是,可见某些夸张变形的结字风格,实与书者或刻工的水平无关,恰是他们有意为之,营造出“随字赋形”的结构变体。由于碑面每个字形体笔画的不同,因而在造型的处理上,根据各字的长短、大小、宽扁、斜正等,都作出微妙变化,使之呈现不同形态,而整体上行与行、字与字之间却又能互相呼应,虚实相生,疏密有度,参差错落,最终形成统一和谐的关系。总之,《孟孝琚碑》意趣横生,动势微妙,其书写与其他东汉碑刻相比,别具一番气象。它在结体上具有奇特的艺术想象力和强烈的表现意识,擅长随形赋势、因字赋形,往往根据字形发掘其内在可变之处,对其架构作大胆变化、巧妙安排,在汉隶扁平结构之外,貌似造型笨拙,实则整齐而不呆板,字里字外收放自如、疏密有致,飘逸脱俗,气韵生动,极富内在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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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碑原石(局部)



《孟孝琚碑》的历史定位



作为云南迄今唯一汉碑,《孟孝琚碑》也是云南存世最早的刻石。其滇中第一的地位,圆劲古朴的笔法,浑穆茂密的布局,方整宽舒的结体,以及恢宏大度的气势,使其不仅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故一直为世所重。正如由云龙《定庵题跋》所谓:滇中石刻“两爨已为边方生色”,而孟碑“又驾两爨而上之,足以征滇省文化输入之早”。但尽管如此,对《孟孝琚碑》历史定位尚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其一,回顾云南书法史,当年阮元跋《大爨碑》时,尚不知《小爨碑》的存在,故将《大爨》误称作“云南第一古石”;待昭通汉代《孟碑》出土,遂力拔滇碑头筹。但由于残存《孟碑》卷首仅有“丙申”二字而无年号,而从汉高祖二年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前205—216)之间,八值“丙申”,《孟孝琚碑》上的“丙申”究竟何指,长期不一而论。经过数代学者多方考证之后,此碑被最后确定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所立,争议遂平,再无可疑。回顾早期学界名流如罗振玉等,雅好金石,热心为《孟孝琚碑》考定年代,但因局限于不清晰、不完整的拓片作研究,曾断言此碑为西汉哀帝河平四年(前25)所立。由于西汉石刻传世者绝少,有字者更为罕见,罗氏因之进一步认定《孟孝琚碑》“与《麃孝禹石刻》南北并峙,可谓瑰宝矣!”云南袁嘉谷支持罗振玉的断代结论,遂在《跋》中将其称为“滇中第一石”“海内第一石”。晋宁方树梅虽然不赞同“河平四年立碑”之说,但也只是稍延后于东汉初的建武年间,亦属汉碑及隶书碑文罕见的年代,因而其《跋》曰:“二千载后累累得数百字,为海内汉碑第一,金石家无不肃然起敬”。在以上评价中,“滇中第一石”当无问题,至于“海内第一石”“海内汉碑第一”的称谓,则名实难副。后人不审以上称谓提出的背景,以管窥豹,在许多书籍和资料中仍广泛宣扬,因袭转抄,习非成是,早已到了必须更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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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碑拓片(局部)


其二,否定《孟孝琚碑》“海内第一石”的地位,并非否定其应有的书法价值。西汉乃至东汉初期,风气质朴,墓铭碑志之风迄未形成,何况西南边疆风气晚开,更不易播及。“东都自路都尉始有墓阙,有文而传于今,则自谒者景君墓表始……自是以后,踵事增华,树碑立碣,叙功述美”;延至东汉桓、灵之际,文辞竟胜,“石经观摩,此风益盛”,《孟孝琚碑》也因是因时而出。清吴士鉴在《九钟精舍金石跋尾》中谈及此碑时说:“当时西南徼风气渐染,故与中原碑碣判然不同也。”言《孟孝琚碑》“与中原碑碣判然不同”,确为的论。昭通或者武阳(今四川彭山),远距中原千里,山水阻隔,风物不同。我们可以断定《孟孝琚碑》书写者与中原文化有着诸多联系,但因为长时间居于边陲,受地方文化习惯、风土人情的影响,必然导致《孟孝琚碑》在结体变化、文字书写习惯方面产生一定变化,生发出与中原相区别的特有面貌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孟孝琚碑》所立的永寿年间,中原地区的隶书碑刻已经臻于至善,而反观远在云南的《孟孝琚碑》,其文字书写仍处于剧烈变化的发展时期,篆书、隶书,甚至楷书都夹杂其中。无怪梁启超题跋此碑时认为“碑中字体有绝类今楷者……可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如碑文第四行上的“癸卯”二字,其结体中可见不少篆书体的方法,“卯”字可以是篆书体的隶书化写法;第六行“害气”之“气”,除结体上有篆书意味之外,其用笔也夹杂有民间文人结体随意、书写放浪的特点;第七行“凉风渗淋”的“风”字,内部不从“虫”,而写作“充”形,这在目前所见汉碑中,极为少见,而“渗”字右旁则几乎完全使用篆书结构;第十一行“昆”字最上的横画,极具夸张地向上拱起,两边竖笔则向内斜插,兼具隶书与篆书的写作方法;第十一行“煙火”的“煙”,右旁下部“土”的两横画两端均向上翘,形如“出”字,极富情致。单独来看,《孟孝琚碑》文字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变化不一,但其总体章法、布白却十分整齐,并无任何不和谐之处,显示古人把握文字刻写能力的高超。


其三,包括《孟孝琚碑》在内的西南地区汉碑隶书,笔画浑厚,结体方正,书风略显稚拙,这与西南地区广阔裸露的泥灰质岩石有着密切关系。此类石质在溶蚀、风化作用下,易发生物理力学及化学的变化,加之石质多为旱颗粒状的碎屑结构,便会直接影响书法细部的刻画与碑面的纹饰,使碑文书法显现朴拙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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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孝琚碑原石(局部)


其四,东汉时期的古人,大多尚无明确的“书法”自觉性,多将书艺视为“雕虫之小技”,甚至“壮夫不屑为”,这样的态度反而使书家无意追求经纬大业,也就没有现代人所常见的急功近利。汉代书法以气势取胜,笔意静穆,书家用平平常常的样子,给人极不平常的感受,展示法外之书的内美格调。包括《孟孝琚碑》在内的东汉晚期隶书作品,百花齐放,各种碑刻形式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正如清人王澍评述《孔庙碑》时所说:“汉人作字,皆有生趣”“意在有无之间,趣出法象之外,有整齐处,有不整齐处”“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当代丛文俊先生也指出:正因为士大夫清流书家的规矩尚未进入汉代碑刻领域,使得各地的书写者能够根据“自己所学所悟”,尽情发挥,“工拙由人”“以此造成汉碑风格的多变、美感的丰富。”无规矩的模式,意外成就汉碑异彩纷呈的艺术魅力,昭通《孟孝琚碑》正是这一汉碑大家族中不可替代、不可抹杀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想要更上层楼,已经难有余地,因而汉以后,隶书相当长时期遭到冷遇,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作者单位:昭通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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