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登录中国书法大厦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首页 > 书画鉴藏  > 书法欣赏

南京博物院藏文徵明《付彭、嘉六书》

2018/10/26 14:20:31 人评论 信息来源:中国书法杂志 作者:陈名生

嘉靖三年(1524)九月初八日夜,时居北京的吴中才子文徵明(时任翰林待诏)给自己的岳父吴愈(字惟谦)写信,详细汇报了朝中大事“大礼议”的进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人事变迁:

略附此心报平安——南京博物院藏文徵明《付彭、嘉六书》考释

陈名生

  嘉靖三年(1524)九月初八日夜,时居北京的吴中才子文徵明(时任翰林待诏)给自己的岳父吴愈(字惟谦)写信,详细汇报了朝中大事“大礼议”的进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人事变迁:

  九月初八日寓都下,小壻文徵明顿首四拜,奉书外舅大人先生侍次。七月廿五日戴家人回,曾奉一书,度其到在中秋前后,计必彻尊览矣。传闻绳武中秋后起身,此时必已在途,此月中可望到也。此间事体,已略具前书。大礼近已议定,称孝宗为伯考,一依席、桂、张、方之说,仍诏谕天下,想在十五日颁也。石阁老先生独具疏极言,闻圣意甚怒,石公待罪数日,尚未得旨。此公决意欲去,想不能留矣。贾鸣和先生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代毛公。吴白楼以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专管诰勅。南京吏书杨旦取入,代乔公。何孟春改南京工部侍(郎),户部孟春代之,代孟春者工部李瓒。礼部缺侍郎一人,已推李时、温仁和,旨尚未出。湛若水升南京祭酒。今日大选,吾苏进士五人,陆冕、陆堂俱礼部,史臣兵部,魏应召刑部,晋宪工部。长洲郭尹升工部主事,代之者饶州程嘉行。徵明比因跌伤右臂,一病三月,欲乘此告归,又涉嫌不敢上疏,昨已出朝矣。兹因戴六舅归便,灯下草草具报,不能一一,徵明顿首四拜上。

  “大礼议”是明代政治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嘉靖皇帝即位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嘉靖皇帝“诏令兴献皇帝庙号为睿宗,祔入太庙,配享上帝”终,持续近二十年,深刻影响晚明政局和士人心态。根据议题(实则嘉靖皇帝之诉求)之递进,史学家将“大礼议”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文徵明信中所言则是斗争最为直接、结果最为惨烈的第一阶段(1521—1529)。此时,议礼之争走向白热化,朝廷“议礼派”和“护礼派”的宗法、理论之争迅速上升为党派、政治之争,遂在嘉靖三年(1524)七月十五日爆发了群臣跪伏、撼门哭谏的“左顺门事件”。面对群臣的步步紧逼,年仅十八岁的嘉靖皇帝寸步不让,坚持更改尊号,展现出了强悍的政治作风。他用暴力粉碎了群臣的对抗行为,对涉事官员做出了最严厉的责罚:

  前日议礼,杖死者十六人:翰林王思、王相,给事中裴绍宗、毛玉、张原,户部申良、安玺、杨淮,礼部仵瑜、臧应奎、张澯,兵部余祯、李可登,刑部胡琏、殷承叙,御史胡琼;充军者十一人:翰林丰熙、杨慎、王元正,给事中张翀、刘济、部属黄待显、陶滋、余宽、相世芳,御史余翱、大理寺正毋德纯;为民者四人:给事张汉、张原、安监、御史王时柯。

这是文徵明写完信后又援笔写下的因参与“左顺门事件”而受到嘉靖皇帝重罚的官员名单。这份冰冷的名单,直观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这大概也是文氏写完信后又特作补充的原因吧!当然,文氏所列乃情形最严重者,乃至这次事件的处罚面并不仅限于此。史料记载,当时至少还有一批四品以上的高官被处以夺俸,一百六十余名五品以下的京官被处以廷杖但幸未致死,整个事件的受罚者超过两百人。无论从涉事人数、受罚人数,还是从死亡人数上看,“左顺门事件”都是明代历史上一个特大的政治事件和流血事件。一次议礼,以如此惨烈的结果告终,影响十分深远,尤其对居官未久的文徵明更是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此前,“议礼派”新贵日渐得势,“护礼派”元老纷纷辞职,已让文徵明对政治倍感失望。此时,又爆发了空前惨烈的“左顺门事件”,更让文徵明的内心充满恐惧。在信中,他表现得十分纠结,一方面想趁此机会上疏告归,另一方面又害怕此举涉嫌“护礼”“站队”而受到牵连。审时度势之后,他选择作罢,暂时按归心。

q.jpg

明  文徵明  行书致吴愈册  1524年  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文徵明在这天夜里除了给岳父写这封“时事汇报信”之外,还给自己的长子文彭、次子文嘉合写了一封“平安家书”,一起由戴氏亲戚顺道带回家乡。目前,这封家书不能确定是否存世,但可以确定,其核心内容与文氏同日写给吴愈的《寓都下札》相近,都与“大礼议”和随之而来的人事变动有关。当然,笔者不是凭空猜测,就在这封家书寄出还不到七天的时候,因友人归乡之便,文徵明再次提笔给文彭、文嘉合写了另一封家书,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虽然字迹缺损严重,但是七天后的这封家书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即本文的研究对象文徵明《付彭、嘉六书》中时间最早的一札。此札作于九月望日午前,笔者姑且称之为“九月望札”。札曰:

  以上释文中以“□”或“……”表示的文字缺损有数十处,说明此札在被有心人妥善保管之前,曾遭到严重蠹蚀,状态极差。好在收藏者亡羊补牢,及时地进行抢救性修复,方有信札如今之面目。但是,蠹蚀造成的文字缺损是不可逆转的,着实给释读造成很大困难。所幸残存的文字中尚余有用之信息,例如,文徵明在信札第五行中提到的“朱玉峰转本部左侍郎,侍讲学士李时升右侍郎”这两个人事调整,在史籍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只要将二者相互对照,就能锁定此札书写年份。再辅以文氏自署的月和日,笔者就掌握了此札精准而完整的创作时间:嘉靖三年(1524)九月十五日午前。再来看信札首行,“此月初”后数字皆损,仅余“初”后那字的一个撇画,那究竟是九月初几呢?根据“初”字和残字笔路,笔者大胆推测:“初”后的第一个残字为“八”,即文徵明上一次给文彭、文嘉写信的时间为九月初八。此时,笔者脑中迅速地闪过这样一句话:“九月初八日寓都下……”经查证,原来这是故宫博物院所藏文徵明《寓都下札》的首句,笔者曾经读过。如此,《寓都下札》就进入了本文的视野。于是,笔者将故宫藏《寓都下札》和南博藏《九月望札》放在一起对照阅读,发现二札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二札在时间上是相继的。例如,《寓都下札》云“九月初八日寓都下……”,《九月望札》则云“此月初八……曾有书寄……”,前后仅相差七天左右。其次,此二札在事件上是继起的。例如,《寓都下札》云“礼部缺侍郎一人,已推李时、温仁和,旨尚未出”,《九月望札》则云“侍讲学士李时升右侍郎”。再次,此二札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例如,同时提到了石阁老——时任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石珤(1464—1528)。《寓都下札》云:“石阁老先生独具疏极言,闻圣意甚怒,石公待罪数日,尚未得旨。此公决意欲去,想不能留矣。”《九月望札》则云:“石阁老先生进本言大礼,上意甚怒,有旨切责,此公想亦不久居此。”虽然相隔七八天,但叙述的实是同一件事:石珤在第一阶段的“大礼”基本议定之后,为了维护祖宗礼法又向嘉靖皇帝进谏直言,引发龙颜大怒,处境岌岌可危。缘于以上三点,笔者大费周折来解读《寓都下札》,希望“磨刀不误砍柴工”,有《寓都下札》打前站,想要攻克《九月望札》就容易多了。

3.jpg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一)  1524年  南京博物院藏

  不仅如此,《九月望札》还给观者提供了新的消息。首先,吏部奏请的关于官员赴任违限、公差违限和考满违限的处罚措施:“(昨)日吏部奏,赴任违限官要□提问。奉旨,这违限官员都提了问:半年以上的送部别用,一年的革职为民(俱不准患病)。已后公差、考满违限的,也照这□(例)。此旨盖有所为。”“官员违限要治罪”最早并不是由吏部官员提出的,而是由江西布政陈洪谟(1476—1527)率先提出,得到了吏部认可。“嘉靖三年,江西布政陈洪谟言:有司玩愒,不遵例限,宜治其罪。吏部覆议,请尽按:诸违玩者,半年以上送部别用,一年以上罢职为民;其诸考满、公差复任者,皆如令。”文氏家书转述的与这个记载几乎完全相同,时间基本重合,进一步证明了信札内容的真实性。有意思的是,文徵明特意在“一年的革职为民”之下加了一条小注释:“俱不准患病”,似乎在吐槽这个规定不够人性化,有点“一刀切”的意味;还在该措施的结尾处补了一句:“此旨盖有所为”,直指其有很大的针对性。在某种程度上,此类细节反映了文徵明内心的焦虑和不满。当然,这和“大礼议”风波之后朝廷上下惶惶恐恐的政治氛围有关。笔者以为,赴任、公差违限都和此时的文徵明没有太大的关系,文氏心里最担心的其实是这条规定一出,他将来考满之后也没那么容易称病告归或者称病违限了。其次,此札侧面点到了发生在嘉靖三年(1524)八月的大同第一次兵变。文徵明云:“□事纷纷,边警未息,可忧可忧!”指的就是大同此次兵变,此处不作展开。但由此事可见,文徵明有“位卑未敢忘忧国”之心。

  有趣的是,《九月望札》还提到了著名书法家、浙江鄞县人丰坊(1492—1563)。丰坊,字人叔,一字存礼,后更名道生,更字人翁,号南禺外史。《九月望札》云:“丰存礼已改南京考(功郎),杖疮未好,不能行行时更有书来也。”作为“大礼议”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丰坊是“护礼派”的成员,参与了“左顺门事件”,并受到了廷杖之罚。经此风波之后,他被改为南京礼部考功主事。札中所言丰氏身上未好的“杖疮”正是因参与“左顺门事件”而被廷杖所致。于此,笔者结合残字的笔路认为,札中“丰存礼已改南京考”之后缺损是“功郎”二字。本札的最后一个看点是文徵明的致仕心愿。他在信札结尾处透露:“我归只在明春矣!”说明他此时正计划于嘉靖四年(1525)开春告归。

  那么现实又如何呢?且看其后续家书:

  久不得家中信息,大郎病,甚是悬念。十七日,吴复自安山来,得王绳武转递到文嘉八月廿四日书、文彭九月初一日书,始知家中之事,方才放心。汝等今后但遇,便捎一信来,使我常常知道,不嫌频数也。近日丰存礼去,因忙不曾写书。想到吴必然相见,存礼在此与我颇厚,可特出城一望。渠若有文事相烦,须与拨忙干当干当。意欲章简夫刊帖,可与简夫说,须自宜张主,不可多取耳,价他日受累也。存礼带了我《上尊号帖》去,约说途中遇王子美寄还。若不曾还,可讨了留在家中,必须再三□之,切记切记。王绳武因水大,此月初八日方过安山,度其到京必在廿五六间也。三娘舅事,此间已将考,恐来已迟矣,奈何奈何!近日,吏部尚书杨旦、侍郎汪伟、文选郎中刘天民,俱被陈洸给事中劾去,惟白楼公得留,想亦不能久也。边报甚急,而朝廷置之不问,二三用事之人方事报复,且言无不从。观其意,非尽逐好人不已也。举措如此,时事可知,我亦安能郁郁久居于此,决在明春归矣。近日,户部因阙粮饷,奏开生员入粟之例,有旨准行,府学止五名、州四名、县三名,倚至明年十二月止。可报郭谦父、吴诗知之,石民立、汤心远亦可与他一说。附去朱全夫寄陈七房书,并我寄。外公及谦父书到,即遣人送去,勿迟误其事。孙卷已将就与人,盖当道欲之,恐他日徒手与人故耳,无奈无奈!近日伍畴中归曾有书,度其到,必在此书之后也。十月十九日寓都下,平安家书徴明付彭、嘉。

  这是南博藏文徵明《付彭、嘉六书》中品相最好、内容最全的一通,作于嘉靖三年(1524)十月十九日,比《九月望札》晚一月有余,笔者姑且称之为《十月十九日札》。该札提到:“近日,吏部尚书杨旦、侍郎汪伟、文选郎中刘天民,俱被陈洸给事中劾去,惟白楼公得留,想亦不能久也。”不难推测,此札作于嘉靖三年(1524)。汪伟和刘天民被弹劾以后,文徵明曾分别给二人写了致仕诗和送行诗,均有据可查。“白楼公”即吴一鹏(1460—1542),字南夫,号白楼,长洲人,前述《寓都下札》所谓“以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者。而“边报甚急,而朝廷置之不问,二三用事之人方事报复,且言无不从”则矛头直指以嘉靖皇帝为首的明王朝统治集团轻信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新贵主张用兵之言,从而导致处理“大同兵变”的政策失误,进而导致事态严重恶化。文徵明对朝廷的系列做法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甚至绝望直言:“观其意,非尽逐好人不已也。举措如此,时事可知,我亦安能郁郁久居于此。”文徵明如此直言不讳、一吐为快,与史籍记载、他人描述的文徵明形成了巨大反差,但很真实而又难得。如果不是家书这种私密场合,他绝不会轻易地表现出真性情的一面,否则必定会惹祸上身。既然文徵明不能“郁郁久居于此”,那就只有早告归了!所以,他在信中再一次发出了“决在明春归矣”的“呐喊”。

9.jpg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二)  1524年  南京博物院藏

  除了时事,文徵明还在家书中提到了一些琐碎之事,如文彭生病、妻子吴氏自吴赴京等家事,再如文氏兄弟与丰坊、与章文(字简甫、简夫)之间的往来文事。值得一提的是,丰坊去南京赴任途中,随身带着文徵明所藏《上尊号帖》,约好途中遇到王子美(王曰都,徵明婿)寄还,但是他很不放心,反复叮嘱文彭和文嘉一定密切关注丰坊到底有没有归还此帖,如果没有就直接上门讨回,存放家中。读者一定非常好奇,到底是一件怎样的宝贝会让文徵明如此上心?甚至在家人面前表现得非常小气。《上尊号帖》乃是三国《上尊号碑》的拓本,全称《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又名《百官劝进表》《劝进碑》《上尊号奏》,传梁鹄或锺繇书,是东汉晚期成熟隶书的样式。此帖笔法精妙,体势平稳,风格工整划一,缺少灵动、雍容之态,已经有向楷书过渡的痕迹。从文徵明如此宝重此帖的行为推测,他将《上尊号帖》奉为宝物。既是宝物、好帖,《上尊号帖》成为文徵明隶书重要的师法对象,他在学书过程中反复临习、琢磨。何良俊曾说:“隶书当以梁鹄为第一,今有《受禅》《尊号》二碑及《孔子庙碑》皆是。”可见,《上尊号帖》很符合当时文人对于隶书的审美取向,文徵明取法它也合情合理。就传世作品而言,文徵明隶书可见到《上尊号帖》的笔法、章法之影子。因此,文徵明在此札中关于《上尊号帖》的叮嘱,给研究文徵明隶书的今人透露了很多有用信息,具有书法史层面的意义。最后,文徵明在信中提到户部因缺粮饷而奏开生员入粟之事,并让文彭、文嘉在小范围内传播,对研究明代捐监制度的学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本札与《九月望札》作于同一年(嘉靖三年),承载了文徵明想要“明春告归”的强烈愿望,那么第二年(嘉靖四年)春天,文徵明的愿望是否实现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四通家书。南京博物院藏第三通家书作于嘉靖四年(1525)九月廿四日,距离上述《十月十九日札》尚不足一年的时间。此时,他不但没有致仕成功,反而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麻烦:

  前(张)金回,曾寄一书,想已收得。两日来梦寐不祥,正恐汝兄弟不中,忧煎成疾,令我放不下耳。可体此心?力学保身为上。我在此准拟明春告归,忽昨日廖尚书进本:“不许告病给假,致仕者须年七十,行走(不)动方许放回。”此事虽未必久行,奈圣旨叮咛,且方行之初,不可遽违。我之归期,方为所阻,奈何奈何!两日来,饮食少进,心绪殊不佳也。二叔更葬事,不知在何时?汝兄弟可备猪头鹅三牲羹饭,代我往奠。我两日要作一祭文,因忙不及,待有便续寄回也。我若明年不归,向所要书画之类,可因便陆续寄一二来,以娱老目且开病怀也!兹因张明甫回,略此报平安耳。九月廿四日,徴明付彭、嘉。

  嘉靖四年(1525)九月十九日,吏部尚书廖纪上奏的关于官员告病给假、致仕的最新规定:“今宜遵照旧例,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堪任事者,方准致仕,果病不能行动者,方准养病。”此乃文徵明九月廿四日所作家书内容之要,“昨日”当为虚指,并非九月廿三日,而是九月十九日。廖纪所奏新规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俨然成为文徵明致仕申请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时年,文徵明五十六,离七十岁还很遥远,虽然身体有些小毛病,但还不至于行走不动,所以很难符合廖纪所奏的致仕标准。因此,他非常苦恼,以致“两日来,饮食少进,心绪不佳”。但是,文徵明心里很清楚,不许告病给假的规定肯定推行不了多久,慢慢就会有回旋的余地,只是当下“圣旨叮咛”,规定又刚刚推行不久,不可能马上违背。

  其实,他“饮食少进,心绪不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乃二叔近日更葬之事。其二叔即文森(1462—1525),字宗严,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二年(1533)致仕,嘉靖四年(1525)卒于家。信中所言“更葬”,可能是俗称的“捡骨”,也可能是出于风水学考虑的改葬,据时间推算,笔者认为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此时,文徵明在京城无法回去,就让文彭和文嘉前往代为祭奠,自己则每两天作一篇祭文,陆续寄回,叔侄感情非同一般。在结尾处,文徵明不再像此前那么肯定地说“决在明春归矣”或者“我归只在明春矣”,而是做好了明春不归的最坏打算:“我若明春不归,向所要书画之类,可因便陆续寄一二来,以娱老目且开病怀也!”可见,家书给予了独自在京的文徵明极大的慰藉。在九月十九日以前,文徵明还说“我在此准拟明春告归”呢,可这廖尚书的奏本一上,他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其心情也随之跌落谷底,他说:“我之归期,方为所阻,奈何奈何!”

5.jpg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三)  1525年  南京博物院藏

  好在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短短两个多月之后,文徵明的心态又发生了极大改变。也许是在致仕问题上有了某些可回旋的余地,他在一封写给文彭、文嘉的家书中又一次满怀希望地认为,他的归期会在明年(嘉靖五年)春间:

  近日,俞外郎来,得文彭所寄书。来荣回已有书寄,不知何时到得?我雨日因患气注,初肩背,今流至左臂,疼不可言。□□在此服药,想亦无事,但眼□不可当尔。此间朝觐官俱已到,但禁严不敢相见。徐、林二府尊亦在此,徐公并今胡公俱被南北交劾,未知何(如)。吴白楼先生乞□(回乡)祭扫,有旨驰驿回去,依限回京供职,(概)在冰开发行也。近因久旱,皇上躬祷,遂降大雪三日,远近(仰)之,可喜可喜!我归期想亦在明年春间。兹因蒋外郎家人回便,略附此心报平安耳。闰月十九日,徴明付彭、嘉收看。

  这是文徵明于嘉靖四年(1525)闰十二月十九日给文彭、文嘉合写的第四通家书,基本完整,略有虫蛀。他先向家人报告了自己的身体情况:雨天时患了气注,开始是肩膀和背部,现在又转到左手臂,疼不可言,但他在京坚持服药应该没有什么大碍。接下来,他谈到了三年一次的外官朝觐考核。因为即将到来的嘉靖五年(1526)是丙戌年,而洪武二十九年(1396)确立的外官三年一朝觐的制度正是“以辰、戌、丑、未年为期”的。按照规定,“应进京朝觐的地方官应该在子、卯、午、酉年的十二月初十左右到达京城郊外,择地而居,二十五日进入京城。”嘉靖四年(乙酉)正好闰十二月,所以朝觐官进城的时间也就顺推了一个月,还是在年底。另外,朝廷还规定:“朝觐官入京后不得请求势要,有私访亲识故旧,或馈遗土物者以不谨论罪,以开报贤否恐吓僚属为买土物者以贪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徵明会在信中说此时朝觐官员们都已经到了,但是因为禁令太严而不敢相见。可见,当时的考核制度和反贪机制比较健全。信中提到的徐、林二府尊应该是当时来参加任期考核的苏州地区的官员,具体是谁尚有待考证。而被弹劾的胡公指的是时任兵部左侍郎的胡世宁(1469—1530)。本月,胡世宁曾因上疏中有“不密失臣”之语而被刑部给事中余经弹劾。

  而且,这封家书还提到吴白楼先生乞假回乡祭扫之事。皇帝不仅批准了吴一鹏的请求,还下旨让他驾乘驿马回去,并按时回京供职。这和《明世宗实录》卷五十九记载的几乎一模一样:“辛未,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吴一鹏乞假焚黄,许之,命驰驿归。”辛未,闰月十七日。随后,家书还提到“嘉靖皇帝祭天祷告,上天降大雪三日”之事,京城也因此度过了干旱危机。文徵明也为此感到高兴。最后,文徵明比较肯定地对文彭和文嘉说“我的归期想必还是在明年春间”,说明他仍然保持着一颗希望之心。

6.jpg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四)  1525年  南京博物院藏

  第二年(嘉靖五年)春天,文徵明仍然没能致仕,却有幸在北京见证了一场会试。其间,他见到了很多来自家乡的年轻学子,如王守(1492—1550)、袁袠(1502—1547)等人,并收到了家人托他们带来的几通家书。得知家里的近况后,文徵明提笔给文彭、文嘉回了一封家书,可惜这封家书如今只剩下一个对开,其余或损毁,或遗失,文字内容不完整了。如今可以见到是信札前段,因开头有“会试”二字,笔者姑且称之为《会试札》。札曰:

会试诸君来,前后得数书,已知家中平安。最后得裴先生书,知二郎小女患痘颇重,比来想已平复矣。有便千万写来,免得此间悬念也。今岁(考官)主考是贾、董二公,同考尹舜弼、林汝英、汪有之、蔡衡仲、席……(笔者按:此后缺。)

  资料记载,嘉靖元年(1522)至嘉靖六年(1527)之间明廷共组织了两次会试,第一次是在嘉靖二年(1523),第二次是在嘉靖五年(1526),会试时间一般在二月。第一次会试,文徵明还在苏州,二月廿四日离家北上。所以,《会试札》所言只可能是第二次会试。据载,嘉靖五年(1526)二月廿九日壬午,“礼部会试天下贡士,取赵时春等三百人”。此次会试的主考官是贾咏(1464—1547)和董玘(1487—1546),即《会试札》所言:“今岁主考是贾、董二公。”另外,他还写下了本次会试几位同考官的字,但是信息不全。

4.jpg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五)  1526年  南京博物院藏

  会试过后就是殿试了。关于明朝殿试的日期,“通观起来,总的趋势是明初多于三月初一日殿试,后渐向三月十五日过渡,自成化二十三年始,迄于明亡,除个别情况外,均为三月十五日殿试。”嘉靖五年(1526)三月戊戌,“上御奉天殿策试天下”本月戊戌,正是十五日。南京博物院藏文徵明《付彭、嘉六书》中的最后一札便提到了此次殿试。在信中,文徵明重点关注家乡学子的殿试排名,以及预选情况。此札作于嘉靖五年(1526)四月一日,札曰:

  王禄之回,曾有书寄去,不知何时到得?近潘和甫差往河南,想其到家尚迟,故不曾写书。然,此间事体渠最知也。今年殿试,吾乡十一人,惟袁、查二人在二甲,其余俱在三甲。初然,履约卷子最好,拟在首选,不意搬乱,二甲亦不得,岂非命耶!及选庶吉士,陆举之想为用心,竟亦不偶,奈何奈何!今居庆寿寺,日逐相见。若六月有选补外,必(过)矣。过此,或可得京职也。永之预选甚好,但为本衙门掌印者再三来求好且致殷勤,甚不乐也。我该前月初七日考满,因不欲与本公相见,故亦不考。盖我是要归人,数考不考,约无重雅。但待《兴献实录》有次弟,即上疏乞归。此时石湖风景常在梦中,若得遂请,胜于进官也。近得履约、永之在此,颇相慰藉,恐终亦不久,如何如何!兹因永之家人回草草具,此间时有无限事要写,与汝相临期都忘了,可见我怀抱也。闻厅事前草长数尺,岂可不使人芟薙芟薙?凡百,修整修整待我归,切莫芜坏!至视至视!(四)月一日,徴明平安信付彭、嘉。

  读完可知,嘉靖五年(1526)丙戌科通过会试的苏州学子共有十一人,但经过殿试并最终位居二甲的只有袁袠和查懋光二人,其余九人都在三甲之列。文徵明说,一开始,王守的卷子最好,拟在首选,但未曾想他最后连二甲都没被选上,等选庶吉士,陆釴想要帮帮他,但最终还是没能选上,难道不是命吗?袁袠预选成绩也特别好,但为某衙门长官再三来求好且献殷勤,他很不开心。接着,文徵明谈到自己为官三年届满,应该三月初七日考满,很多人都劝他去拜谒当道,然后迁官,但他实在不想与他们相见,干脆选择了放弃考核。至此,他应该做好要离开京城的准备了。他说:“盖我是要归人,数考不考,约无重雅。”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豁达,再无此前数札字里行间的纠结。此时,他只在等待一个契机,等他参与编写的《兴献实录》(《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基本成形,即上疏告归。他对本次的告归申请,好像颇有信心。在收尾处,他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眷念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情感之切,令人感动。

  经过多次的努力和失败,以及失败后的再努力,文徵明终于在嘉靖五年(1526)得偿所愿,并于同年十月顺利出京,告别了他的为官生涯。从结果来看,文徵明最终并没有真的在某年的春天致仕归来。那他为什么要在家书中反复强调自己将在来年春天归来呢?如《九月望札》云“我归只在明春矣”、《十月十九日札》云“决在明春归矣”、《九月廿四札》云“我在此准拟明春告归”、《闰月十九日札》云“我归期想亦在明年春间”……笔者认为,文徵明倾向于在春天归来的原因有三:一是气候条件。春暖花开,气候宜人,最适合出行。二是交通条件。由文徵明嘉靖二年(1523)出发去北京的相关记载可知,他是乘船由大运河北上。大运河夏日水大,秋冬季节水位较低,冬天还常常结冰,都不太适合出行。文氏北上之时也是春天,他一路酬酢唱和,极尽文人之雅事。这应该是文徵明最喜欢的出行方式,想必也是其致仕返乡出行方式之首选。三是文人的“春归”情结。文人的“春归”情结在唐诗中早有体现,如李白《南流夜郎寄内》“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李嘉祐《送张惟俭秀才入举》“春归定得意,花送到东中”,都以“春归”指物(如大雁)或人在入春后返回原地。文徵明也作有七言律诗《春归》,当不是巧合,首句云“三月春光积渐微,不须风雨也应归”,是其家书中表现出来的“春归”情结的最好注解。

8.jpg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六)  1526年  南京博物院藏

  综上所述,南京博物院藏文徵明《付彭、嘉六书》存在这样一个巧合,那就是两两作于同年:《九月望札》和《十月十九日札》作于嘉靖三年(1524),《九月廿四日札》和《闰月十九日札》作于嘉靖四年(1525),《会试札》和《殿试札》(《四月一日札》)则作于嘉靖五年(1526)。这六通家书就像是三年之间的六个点,通过向前、向后延伸,共同串起了一条生活、思想的主线,透过它我们依稀可见文徵明在京为官经历中最重要的三个年代。从嘉靖三年(1524)到嘉靖五年(1526),从《九月望札》到《殿试札》,可能文徵明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有所变化,家书的笔迹、内容也有所变化,但永恒不变者,笔者认为有三:一是文徵明与文彭、文嘉之间的父子亲情,无须多言;二是文徵明对家乡的眷念,以及对家乡的人和事的关怀,因为“月是故乡明”嘛;三则贯穿于文徵明六通家书始终的致仕愿望和“春归”情结。这也是文徵明《付彭、嘉六书》最值得今人学习的人文内涵。(作者单位: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

(本期编辑 高亚)


58.6K

相关鉴藏

  • 甘肃地湾汉简

    地湾,一个毫无特色的地名却以出土大量汉简而闻名于世。

    2018/10/25 16: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