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附此心报平安——南京博物院藏文徵明《付彭、嘉六书》考释
陈名生
嘉靖三年（1524）九月初八日夜，时居北京的吴中才子文徵明（时任翰林待诏）给自己的岳父吴愈（字惟谦）写信，详细汇报了朝中大事“大礼议”的进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人事变迁：
九月初八日寓都下，小壻文徵明顿首四拜，奉书外舅大人先生侍次。七月廿五日戴家人回，曾奉一书，度其到在中秋前后，计必彻尊览矣。传闻绳武中秋后起身，此时必已在途，此月中可望到也。此间事体，已略具前书。大礼近已议定，称孝宗为伯考，一依席、桂、张、方之说，仍诏谕天下，想在十五日颁也。石阁老先生独具疏极言，闻圣意甚怒，石公待罪数日，尚未得旨。此公决意欲去，想不能留矣。贾鸣和先生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代毛公。吴白楼以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专管诰勅。南京吏书杨旦取入，代乔公。何孟春改南京工部侍（郎），户部孟春代之，代孟春者工部李瓒。礼部缺侍郎一人，已推李时、温仁和，旨尚未出。湛若水升南京祭酒。今日大选，吾苏进士五人，陆冕、陆堂俱礼部，史臣兵部，魏应召刑部，晋宪工部。长洲郭尹升工部主事，代之者饶州程嘉行。徵明比因跌伤右臂，一病三月，欲乘此告归，又涉嫌不敢上疏，昨已出朝矣。兹因戴六舅归便，灯下草草具报，不能一一，徵明顿首四拜上。
“大礼议”是明代政治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嘉靖皇帝即位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嘉靖皇帝“诏令兴献皇帝庙号为睿宗，祔入太庙，配享上帝”终，持续近二十年，深刻影响晚明政局和士人心态。根据议题（实则嘉靖皇帝之诉求）之递进，史学家将“大礼议”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文徵明信中所言则是斗争最为直接、结果最为惨烈的第一阶段（1521—1529）。此时，议礼之争走向白热化，朝廷“议礼派”和“护礼派”的宗法、理论之争迅速上升为党派、政治之争，遂在嘉靖三年（1524）七月十五日爆发了群臣跪伏、撼门哭谏的“左顺门事件”。面对群臣的步步紧逼，年仅十八岁的嘉靖皇帝寸步不让，坚持更改尊号，展现出了强悍的政治作风。他用暴力粉碎了群臣的对抗行为，对涉事官员做出了最严厉的责罚：
前日议礼，杖死者十六人：翰林王思、王相，给事中裴绍宗、毛玉、张原，户部申良、安玺、杨淮，礼部仵瑜、臧应奎、张澯，兵部余祯、李可登，刑部胡琏、殷承叙，御史胡琼；充军者十一人：翰林丰熙、杨慎、王元正，给事中张翀、刘济、部属黄待显、陶滋、余宽、相世芳，御史余翱、大理寺正毋德纯；为民者四人：给事张汉、张原、安监、御史王时柯。
这是文徵明写完信后又援笔写下的因参与“左顺门事件”而受到嘉靖皇帝重罚的官员名单。这份冰冷的名单，直观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这大概也是文氏写完信后又特作补充的原因吧！当然，文氏所列乃情形最严重者，乃至这次事件的处罚面并不仅限于此。史料记载，当时至少还有一批四品以上的高官被处以夺俸，一百六十余名五品以下的京官被处以廷杖但幸未致死，整个事件的受罚者超过两百人。无论从涉事人数、受罚人数，还是从死亡人数上看，“左顺门事件”都是明代历史上一个特大的政治事件和流血事件。一次议礼，以如此惨烈的结果告终，影响十分深远，尤其对居官未久的文徵明更是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此前，“议礼派”新贵日渐得势，“护礼派”元老纷纷辞职，已让文徵明对政治倍感失望。此时，又爆发了空前惨烈的“左顺门事件”，更让文徵明的内心充满恐惧。在信中，他表现得十分纠结，一方面想趁此机会上疏告归，另一方面又害怕此举涉嫌“护礼”“站队”而受到牵连。审时度势之后，他选择作罢，暂时按归心。
明 文徵明 行书致吴愈册 1524年 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文徵明在这天夜里除了给岳父写这封“时事汇报信”之外，还给自己的长子文彭、次子文嘉合写了一封“平安家书”，一起由戴氏亲戚顺道带回家乡。目前，这封家书不能确定是否存世，但可以确定，其核心内容与文氏同日写给吴愈的《寓都下札》相近，都与“大礼议”和随之而来的人事变动有关。当然，笔者不是凭空猜测，就在这封家书寄出还不到七天的时候，因友人归乡之便，文徵明再次提笔给文彭、文嘉合写了另一封家书，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虽然字迹缺损严重，但是七天后的这封家书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即本文的研究对象文徵明《付彭、嘉六书》中时间最早的一札。此札作于九月望日午前，笔者姑且称之为“九月望札”。札曰：
以上释文中以“□”或“……”表示的文字缺损有数十处，说明此札在被有心人妥善保管之前，曾遭到严重蠹蚀，状态极差。好在收藏者亡羊补牢，及时地进行抢救性修复，方有信札如今之面目。但是，蠹蚀造成的文字缺损是不可逆转的，着实给释读造成很大困难。所幸残存的文字中尚余有用之信息，例如，文徵明在信札第五行中提到的“朱玉峰转本部左侍郎，侍讲学士李时升右侍郎”这两个人事调整，在史籍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只要将二者相互对照，就能锁定此札书写年份。再辅以文氏自署的月和日，笔者就掌握了此札精准而完整的创作时间：嘉靖三年（1524）九月十五日午前。再来看信札首行，“此月初”后数字皆损，仅余“初”后那字的一个撇画，那究竟是九月初几呢？根据“初”字和残字笔路，笔者大胆推测：“初”后的第一个残字为“八”，即文徵明上一次给文彭、文嘉写信的时间为九月初八。此时，笔者脑中迅速地闪过这样一句话：“九月初八日寓都下……”经查证，原来这是故宫博物院所藏文徵明《寓都下札》的首句，笔者曾经读过。如此，《寓都下札》就进入了本文的视野。于是，笔者将故宫藏《寓都下札》和南博藏《九月望札》放在一起对照阅读，发现二札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二札在时间上是相继的。例如，《寓都下札》云“九月初八日寓都下……”，《九月望札》则云“此月初八……曾有书寄……”，前后仅相差七天左右。其次，此二札在事件上是继起的。例如，《寓都下札》云“礼部缺侍郎一人，已推李时、温仁和，旨尚未出”，《九月望札》则云“侍讲学士李时升右侍郎”。再次，此二札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例如，同时提到了石阁老——时任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石珤（1464—1528）。《寓都下札》云：“石阁老先生独具疏极言，闻圣意甚怒，石公待罪数日，尚未得旨。此公决意欲去，想不能留矣。”《九月望札》则云：“石阁老先生进本言大礼，上意甚怒，有旨切责，此公想亦不久居此。”虽然相隔七八天，但叙述的实是同一件事：石珤在第一阶段的“大礼”基本议定之后，为了维护祖宗礼法又向嘉靖皇帝进谏直言，引发龙颜大怒，处境岌岌可危。缘于以上三点，笔者大费周折来解读《寓都下札》，希望“磨刀不误砍柴工”，有《寓都下札》打前站，想要攻克《九月望札》就容易多了。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一） 1524年 南京博物院藏
不仅如此，《九月望札》还给观者提供了新的消息。首先，吏部奏请的关于官员赴任违限、公差违限和考满违限的处罚措施：“（昨）日吏部奏，赴任违限官要□提问。奉旨，这违限官员都提了问：半年以上的送部别用，一年的革职为民（俱不准患病）。已后公差、考满违限的，也照这□（例）。此旨盖有所为。”“官员违限要治罪”最早并不是由吏部官员提出的，而是由江西布政陈洪谟（1476—1527）率先提出，得到了吏部认可。“嘉靖三年，江西布政陈洪谟言：有司玩愒，不遵例限，宜治其罪。吏部覆议，请尽按：诸违玩者，半年以上送部别用，一年以上罢职为民；其诸考满、公差复任者，皆如令。”文氏家书转述的与这个记载几乎完全相同，时间基本重合，进一步证明了信札内容的真实性。有意思的是，文徵明特意在“一年的革职为民”之下加了一条小注释：“俱不准患病”，似乎在吐槽这个规定不够人性化，有点“一刀切”的意味；还在该措施的结尾处补了一句：“此旨盖有所为”，直指其有很大的针对性。在某种程度上，此类细节反映了文徵明内心的焦虑和不满。当然，这和“大礼议”风波之后朝廷上下惶惶恐恐的政治氛围有关。笔者以为，赴任、公差违限都和此时的文徵明没有太大的关系，文氏心里最担心的其实是这条规定一出，他将来考满之后也没那么容易称病告归或者称病违限了。其次，此札侧面点到了发生在嘉靖三年（1524）八月的大同第一次兵变。文徵明云：“□事纷纷，边警未息，可忧可忧！”指的就是大同此次兵变，此处不作展开。但由此事可见，文徵明有“位卑未敢忘忧国”之心。
有趣的是，《九月望札》还提到了著名书法家、浙江鄞县人丰坊（1492—1563）。丰坊，字人叔，一字存礼，后更名道生，更字人翁，号南禺外史。《九月望札》云：“丰存礼已改南京考（功郎），杖疮未好，不能行行时更有书来也。”作为“大礼议”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丰坊是“护礼派”的成员，参与了“左顺门事件”，并受到了廷杖之罚。经此风波之后，他被改为南京礼部考功主事。札中所言丰氏身上未好的“杖疮”正是因参与“左顺门事件”而被廷杖所致。于此，笔者结合残字的笔路认为，札中“丰存礼已改南京考”之后缺损是“功郎”二字。本札的最后一个看点是文徵明的致仕心愿。他在信札结尾处透露：“我归只在明春矣！”说明他此时正计划于嘉靖四年（1525）开春告归。
那么现实又如何呢？且看其后续家书：
久不得家中信息，大郎病，甚是悬念。十七日，吴复自安山来，得王绳武转递到文嘉八月廿四日书、文彭九月初一日书，始知家中之事，方才放心。汝等今后但遇，便捎一信来，使我常常知道，不嫌频数也。近日丰存礼去，因忙不曾写书。想到吴必然相见，存礼在此与我颇厚，可特出城一望。渠若有文事相烦，须与拨忙干当干当。意欲章简夫刊帖，可与简夫说，须自宜张主，不可多取耳，价他日受累也。存礼带了我《上尊号帖》去，约说途中遇王子美寄还。若不曾还，可讨了留在家中，必须再三□之，切记切记。王绳武因水大，此月初八日方过安山，度其到京必在廿五六间也。三娘舅事，此间已将考，恐来已迟矣，奈何奈何！近日，吏部尚书杨旦、侍郎汪伟、文选郎中刘天民，俱被陈洸给事中劾去，惟白楼公得留，想亦不能久也。边报甚急，而朝廷置之不问，二三用事之人方事报复，且言无不从。观其意，非尽逐好人不已也。举措如此，时事可知，我亦安能郁郁久居于此，决在明春归矣。近日，户部因阙粮饷，奏开生员入粟之例，有旨准行，府学止五名、州四名、县三名，倚至明年十二月止。可报郭谦父、吴诗知之，石民立、汤心远亦可与他一说。附去朱全夫寄陈七房书，并我寄。外公及谦父书到，即遣人送去，勿迟误其事。孙卷已将就与人，盖当道欲之，恐他日徒手与人故耳，无奈无奈！近日伍畴中归曾有书，度其到，必在此书之后也。十月十九日寓都下，平安家书徴明付彭、嘉。
这是南博藏文徵明《付彭、嘉六书》中品相最好、内容最全的一通，作于嘉靖三年（1524）十月十九日，比《九月望札》晚一月有余，笔者姑且称之为《十月十九日札》。该札提到：“近日，吏部尚书杨旦、侍郎汪伟、文选郎中刘天民，俱被陈洸给事中劾去，惟白楼公得留，想亦不能久也。”不难推测，此札作于嘉靖三年（1524）。汪伟和刘天民被弹劾以后，文徵明曾分别给二人写了致仕诗和送行诗，均有据可查。“白楼公”即吴一鹏（1460—1542），字南夫，号白楼，长洲人，前述《寓都下札》所谓“以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者。而“边报甚急，而朝廷置之不问，二三用事之人方事报复，且言无不从”则矛头直指以嘉靖皇帝为首的明王朝统治集团轻信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新贵主张用兵之言，从而导致处理“大同兵变”的政策失误，进而导致事态严重恶化。文徵明对朝廷的系列做法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甚至绝望直言：“观其意，非尽逐好人不已也。举措如此，时事可知，我亦安能郁郁久居于此。”文徵明如此直言不讳、一吐为快，与史籍记载、他人描述的文徵明形成了巨大反差，但很真实而又难得。如果不是家书这种私密场合，他绝不会轻易地表现出真性情的一面，否则必定会惹祸上身。既然文徵明不能“郁郁久居于此”，那就只有早告归了！所以，他在信中再一次发出了“决在明春归矣”的“呐喊”。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二） 1524年 南京博物院藏
除了时事，文徵明还在家书中提到了一些琐碎之事，如文彭生病、妻子吴氏自吴赴京等家事，再如文氏兄弟与丰坊、与章文（字简甫、简夫）之间的往来文事。值得一提的是，丰坊去南京赴任途中，随身带着文徵明所藏《上尊号帖》，约好途中遇到王子美（王曰都，徵明婿）寄还，但是他很不放心，反复叮嘱文彭和文嘉一定密切关注丰坊到底有没有归还此帖，如果没有就直接上门讨回，存放家中。读者一定非常好奇，到底是一件怎样的宝贝会让文徵明如此上心？甚至在家人面前表现得非常小气。《上尊号帖》乃是三国《上尊号碑》的拓本，全称《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又名《百官劝进表》《劝进碑》《上尊号奏》，传梁鹄或锺繇书，是东汉晚期成熟隶书的样式。此帖笔法精妙，体势平稳，风格工整划一，缺少灵动、雍容之态，已经有向楷书过渡的痕迹。从文徵明如此宝重此帖的行为推测，他将《上尊号帖》奉为宝物。既是宝物、好帖，《上尊号帖》成为文徵明隶书重要的师法对象，他在学书过程中反复临习、琢磨。何良俊曾说：“隶书当以梁鹄为第一，今有《受禅》《尊号》二碑及《孔子庙碑》皆是。”可见，《上尊号帖》很符合当时文人对于隶书的审美取向，文徵明取法它也合情合理。就传世作品而言，文徵明隶书可见到《上尊号帖》的笔法、章法之影子。因此，文徵明在此札中关于《上尊号帖》的叮嘱，给研究文徵明隶书的今人透露了很多有用信息，具有书法史层面的意义。最后，文徵明在信中提到户部因缺粮饷而奏开生员入粟之事，并让文彭、文嘉在小范围内传播，对研究明代捐监制度的学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本札与《九月望札》作于同一年（嘉靖三年），承载了文徵明想要“明春告归”的强烈愿望，那么第二年（嘉靖四年）春天，文徵明的愿望是否实现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四通家书。南京博物院藏第三通家书作于嘉靖四年（1525）九月廿四日，距离上述《十月十九日札》尚不足一年的时间。此时，他不但没有致仕成功，反而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麻烦：
前（张）金回，曾寄一书，想已收得。两日来梦寐不祥，正恐汝兄弟不中，忧煎成疾，令我放不下耳。可体此心？力学保身为上。我在此准拟明春告归，忽昨日廖尚书进本：“不许告病给假，致仕者须年七十，行走（不）动方许放回。”此事虽未必久行，奈圣旨叮咛，且方行之初，不可遽违。我之归期，方为所阻，奈何奈何！两日来，饮食少进，心绪殊不佳也。二叔更葬事，不知在何时？汝兄弟可备猪头鹅三牲羹饭，代我往奠。我两日要作一祭文，因忙不及，待有便续寄回也。我若明年不归，向所要书画之类，可因便陆续寄一二来，以娱老目且开病怀也！兹因张明甫回，略此报平安耳。九月廿四日，徴明付彭、嘉。
嘉靖四年（1525）九月十九日，吏部尚书廖纪上奏的关于官员告病给假、致仕的最新规定：“今宜遵照旧例，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堪任事者，方准致仕，果病不能行动者，方准养病。”此乃文徵明九月廿四日所作家书内容之要，“昨日”当为虚指，并非九月廿三日，而是九月十九日。廖纪所奏新规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俨然成为文徵明致仕申请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时年，文徵明五十六，离七十岁还很遥远，虽然身体有些小毛病，但还不至于行走不动，所以很难符合廖纪所奏的致仕标准。因此，他非常苦恼，以致“两日来，饮食少进，心绪不佳”。但是，文徵明心里很清楚，不许告病给假的规定肯定推行不了多久，慢慢就会有回旋的余地，只是当下“圣旨叮咛”，规定又刚刚推行不久，不可能马上违背。
其实，他“饮食少进，心绪不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乃二叔近日更葬之事。其二叔即文森（1462—1525），字宗严，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二年（1533）致仕，嘉靖四年（1525）卒于家。信中所言“更葬”，可能是俗称的“捡骨”，也可能是出于风水学考虑的改葬，据时间推算，笔者认为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此时，文徵明在京城无法回去，就让文彭和文嘉前往代为祭奠，自己则每两天作一篇祭文，陆续寄回，叔侄感情非同一般。在结尾处，文徵明不再像此前那么肯定地说“决在明春归矣”或者“我归只在明春矣”，而是做好了明春不归的最坏打算：“我若明春不归，向所要书画之类，可因便陆续寄一二来，以娱老目且开病怀也！”可见，家书给予了独自在京的文徵明极大的慰藉。在九月十九日以前，文徵明还说“我在此准拟明春告归”呢，可这廖尚书的奏本一上，他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其心情也随之跌落谷底，他说：“我之归期，方为所阻，奈何奈何！”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三） 1525年 南京博物院藏
好在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短短两个多月之后，文徵明的心态又发生了极大改变。也许是在致仕问题上有了某些可回旋的余地，他在一封写给文彭、文嘉的家书中又一次满怀希望地认为，他的归期会在明年（嘉靖五年）春间：
近日，俞外郎来，得文彭所寄书。来荣回已有书寄，不知何时到得？我雨日因患气注，初肩背，今流至左臂，疼不可言。□□在此服药，想亦无事，但眼□不可当尔。此间朝觐官俱已到，但禁严不敢相见。徐、林二府尊亦在此，徐公并今胡公俱被南北交劾，未知何（如）。吴白楼先生乞□（回乡）祭扫，有旨驰驿回去，依限回京供职，（概）在冰开发行也。近因久旱，皇上躬祷，遂降大雪三日，远近（仰）之，可喜可喜！我归期想亦在明年春间。兹因蒋外郎家人回便，略附此心报平安耳。闰月十九日，徴明付彭、嘉收看。
这是文徵明于嘉靖四年（1525）闰十二月十九日给文彭、文嘉合写的第四通家书，基本完整，略有虫蛀。他先向家人报告了自己的身体情况：雨天时患了气注，开始是肩膀和背部，现在又转到左手臂，疼不可言，但他在京坚持服药应该没有什么大碍。接下来，他谈到了三年一次的外官朝觐考核。因为即将到来的嘉靖五年（1526）是丙戌年，而洪武二十九年（1396）确立的外官三年一朝觐的制度正是“以辰、戌、丑、未年为期”的。按照规定，“应进京朝觐的地方官应该在子、卯、午、酉年的十二月初十左右到达京城郊外，择地而居，二十五日进入京城。”嘉靖四年（乙酉）正好闰十二月，所以朝觐官进城的时间也就顺推了一个月，还是在年底。另外，朝廷还规定：“朝觐官入京后不得请求势要，有私访亲识故旧，或馈遗土物者以不谨论罪，以开报贤否恐吓僚属为买土物者以贪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徵明会在信中说此时朝觐官员们都已经到了，但是因为禁令太严而不敢相见。可见，当时的考核制度和反贪机制比较健全。信中提到的徐、林二府尊应该是当时来参加任期考核的苏州地区的官员，具体是谁尚有待考证。而被弹劾的胡公指的是时任兵部左侍郎的胡世宁（1469—1530）。本月，胡世宁曾因上疏中有“不密失臣”之语而被刑部给事中余经弹劾。
而且，这封家书还提到吴白楼先生乞假回乡祭扫之事。皇帝不仅批准了吴一鹏的请求，还下旨让他驾乘驿马回去，并按时回京供职。这和《明世宗实录》卷五十九记载的几乎一模一样：“辛未，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吴一鹏乞假焚黄，许之，命驰驿归。”辛未，闰月十七日。随后，家书还提到“嘉靖皇帝祭天祷告，上天降大雪三日”之事，京城也因此度过了干旱危机。文徵明也为此感到高兴。最后，文徵明比较肯定地对文彭和文嘉说“我的归期想必还是在明年春间”，说明他仍然保持着一颗希望之心。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四） 1525年 南京博物院藏
第二年（嘉靖五年）春天，文徵明仍然没能致仕，却有幸在北京见证了一场会试。其间，他见到了很多来自家乡的年轻学子，如王守（1492—1550）、袁袠（1502—1547）等人，并收到了家人托他们带来的几通家书。得知家里的近况后，文徵明提笔给文彭、文嘉回了一封家书，可惜这封家书如今只剩下一个对开，其余或损毁，或遗失，文字内容不完整了。如今可以见到是信札前段，因开头有“会试”二字，笔者姑且称之为《会试札》。札曰：
会试诸君来，前后得数书，已知家中平安。最后得裴先生书，知二郎小女患痘颇重，比来想已平复矣。有便千万写来，免得此间悬念也。今岁（考官）主考是贾、董二公，同考尹舜弼、林汝英、汪有之、蔡衡仲、席……（笔者按：此后缺。）
资料记载，嘉靖元年（1522）至嘉靖六年（1527）之间明廷共组织了两次会试，第一次是在嘉靖二年（1523），第二次是在嘉靖五年（1526），会试时间一般在二月。第一次会试，文徵明还在苏州，二月廿四日离家北上。所以，《会试札》所言只可能是第二次会试。据载，嘉靖五年（1526）二月廿九日壬午，“礼部会试天下贡士，取赵时春等三百人”。此次会试的主考官是贾咏（1464—1547）和董玘（1487—1546），即《会试札》所言：“今岁主考是贾、董二公。”另外，他还写下了本次会试几位同考官的字，但是信息不全。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五） 1526年 南京博物院藏
会试过后就是殿试了。关于明朝殿试的日期，“通观起来，总的趋势是明初多于三月初一日殿试，后渐向三月十五日过渡，自成化二十三年始，迄于明亡，除个别情况外，均为三月十五日殿试。”嘉靖五年（1526）三月戊戌，“上御奉天殿策试天下”本月戊戌，正是十五日。南京博物院藏文徵明《付彭、嘉六书》中的最后一札便提到了此次殿试。在信中，文徵明重点关注家乡学子的殿试排名，以及预选情况。此札作于嘉靖五年（1526）四月一日，札曰：
王禄之回，曾有书寄去，不知何时到得？近潘和甫差往河南，想其到家尚迟，故不曾写书。然，此间事体渠最知也。今年殿试，吾乡十一人，惟袁、查二人在二甲，其余俱在三甲。初然，履约卷子最好，拟在首选，不意搬乱，二甲亦不得，岂非命耶！及选庶吉士，陆举之想为用心，竟亦不偶，奈何奈何！今居庆寿寺，日逐相见。若六月有选补外，必（过）矣。过此，或可得京职也。永之预选甚好，但为本衙门掌印者再三来求好且致殷勤，甚不乐也。我该前月初七日考满，因不欲与本公相见，故亦不考。盖我是要归人，数考不考，约无重雅。但待《兴献实录》有次弟，即上疏乞归。此时石湖风景常在梦中，若得遂请，胜于进官也。近得履约、永之在此，颇相慰藉，恐终亦不久，如何如何！兹因永之家人回草草具，此间时有无限事要写，与汝相临期都忘了，可见我怀抱也。闻厅事前草长数尺，岂可不使人芟薙芟薙？凡百，修整修整待我归，切莫芜坏！至视至视！（四）月一日，徴明平安信付彭、嘉。
读完可知，嘉靖五年（1526）丙戌科通过会试的苏州学子共有十一人，但经过殿试并最终位居二甲的只有袁袠和查懋光二人，其余九人都在三甲之列。文徵明说，一开始，王守的卷子最好，拟在首选，但未曾想他最后连二甲都没被选上，等选庶吉士，陆釴想要帮帮他，但最终还是没能选上，难道不是命吗？袁袠预选成绩也特别好，但为某衙门长官再三来求好且献殷勤，他很不开心。接着，文徵明谈到自己为官三年届满，应该三月初七日考满，很多人都劝他去拜谒当道，然后迁官，但他实在不想与他们相见，干脆选择了放弃考核。至此，他应该做好要离开京城的准备了。他说：“盖我是要归人，数考不考，约无重雅。”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豁达，再无此前数札字里行间的纠结。此时，他只在等待一个契机，等他参与编写的《兴献实录》（《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基本成形，即上疏告归。他对本次的告归申请，好像颇有信心。在收尾处，他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眷念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情感之切，令人感动。
经过多次的努力和失败，以及失败后的再努力，文徵明终于在嘉靖五年（1526）得偿所愿，并于同年十月顺利出京，告别了他的为官生涯。从结果来看，文徵明最终并没有真的在某年的春天致仕归来。那他为什么要在家书中反复强调自己将在来年春天归来呢？如《九月望札》云“我归只在明春矣”、《十月十九日札》云“决在明春归矣”、《九月廿四札》云“我在此准拟明春告归”、《闰月十九日札》云“我归期想亦在明年春间”……笔者认为，文徵明倾向于在春天归来的原因有三：一是气候条件。春暖花开，气候宜人，最适合出行。二是交通条件。由文徵明嘉靖二年（1523）出发去北京的相关记载可知，他是乘船由大运河北上。大运河夏日水大，秋冬季节水位较低，冬天还常常结冰，都不太适合出行。文氏北上之时也是春天，他一路酬酢唱和，极尽文人之雅事。这应该是文徵明最喜欢的出行方式，想必也是其致仕返乡出行方式之首选。三是文人的“春归”情结。文人的“春归”情结在唐诗中早有体现，如李白《南流夜郎寄内》“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李嘉祐《送张惟俭秀才入举》“春归定得意，花送到东中”，都以“春归”指物（如大雁）或人在入春后返回原地。文徵明也作有七言律诗《春归》，当不是巧合，首句云“三月春光积渐微，不须风雨也应归”，是其家书中表现出来的“春归”情结的最好注解。
明 文徵明 行书致文彭、文嘉册（之六） 1526年 南京博物院藏
综上所述，南京博物院藏文徵明《付彭、嘉六书》存在这样一个巧合，那就是两两作于同年：《九月望札》和《十月十九日札》作于嘉靖三年（1524），《九月廿四日札》和《闰月十九日札》作于嘉靖四年（1525），《会试札》和《殿试札》（《四月一日札》）则作于嘉靖五年（1526）。这六通家书就像是三年之间的六个点，通过向前、向后延伸，共同串起了一条生活、思想的主线，透过它我们依稀可见文徵明在京为官经历中最重要的三个年代。从嘉靖三年（1524）到嘉靖五年（1526），从《九月望札》到《殿试札》，可能文徵明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有所变化，家书的笔迹、内容也有所变化，但永恒不变者，笔者认为有三：一是文徵明与文彭、文嘉之间的父子亲情，无须多言；二是文徵明对家乡的眷念，以及对家乡的人和事的关怀，因为“月是故乡明”嘛；三则贯穿于文徵明六通家书始终的致仕愿望和“春归”情结。这也是文徵明《付彭、嘉六书》最值得今人学习的人文内涵。（作者单位：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
（本期编辑 高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