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质墓志拓片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千唐志斋馆藏唐代墓志在学界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将其置于唐代历史发展的维度中，对其书风、书手、刻工乃至丧葬时风进行了相应的考察。根据墓志书法与上流社会名家书法的历史演进特点，将馆藏唐代墓志书法分为四期，并对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唐志书法自身的构建及其书刻手因素等方面做出判断与描述。

千唐志斋馆藏唐代墓志书法分期研究

王放

千唐志斋是已故辛亥革命家、爱国民主人士张钫先生的私人藏馆，以专门收藏唐代墓志而闻名于世，在唐志收藏界颇具代表性。随着千唐志斋的对外开放及其墓志拓本汇编的出版，千唐志斋馆藏墓志得到深入研究。就千唐志斋馆藏唐代墓志而言，有研究其墓志文学者，有研究其文字者，有研究其书体者，而尚未有对其分期研究者。笔者以为千唐志斋馆藏唐代墓志颇具代表性，对其作分期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

目前学界对整个唐代墓志的发展历程做过相应的分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叶昌炽的“五期说”、朱关田的“四期说”与张同印的“三期六阶段说”，这些分期是建立在各自掌握的唐代墓志资料的基础上的，而千唐志斋馆藏唐代墓志有其特殊性，那么，对其分期应该把这些特殊因素考虑进来。需要说明的是，该馆所在地洛阳是武后在位时期的国都，而且馆藏武后时期的墓志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因此笔者将武后在位时期前后的墓志单独列为一期，以做详细分析。另外，馆藏唐代墓志分期时间节点的上限与下限，与唐代历史时间节点的上限与下限并不一致，就其上限而言，因馆藏唐代墓志并无高祖武德年间的墓志，故而将这一时期的上限断为太宗贞观元年（627），而有纪年的最后一方唐志是僖宗广明元年（880）的《孙幼实墓志》，故而最后一期的下限当断在僖宗广明元年。至于并无特殊意义的数方无纪年唐志则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内。

胡质墓志拓片（局部）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就墓志自身的发展史而言，这一时期的墓志确有叶昌炽所谓“焕然有文明之象”，而就其书法艺术本身的发展史而言，这一时期的墓志书法可谓“唐承隋制”，尚未有大唐风规，这是历史惯性使然。就这个时期的墓志制作来看，其刻工较为一般，精良细工不多，大多应为普通匠人所为。书手方面层次不一，几无名家参与。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墓志书法以楷书为主，贞观初期大体承继隋朝体格，楷法相对疏散，至贞观末期则渐有妍雅清逸之风，楷法亦见遒丽之象；而高宗时的楷书墓志较贞观年间更为秀逸，楷法渐渐严谨。

就贞观初期墓志而言，如贞观四年（630）的《胡质墓志铭》与贞观六年（632）的《胡俨墓志铭》，胡质与胡俨为父子，且两方墓志的书刻时间较近，其体格也较为接近，尽管墓志经纬线界格精良，但书手与刻手的制作则差强人意。这两方墓志书法点画粗细均匀，没有过多的提按变化，刻制的也较为粗粝，前者尚能平稳，而后者则多有东倒西歪之势，不知是书手所为，还是刻手所致，如“五年六月一日”的“一”字倾斜如蛇遁逸，再如“麟”字，左右两部分的组合拥塞而欹正相倚，可谓粗粝不堪。

贞观八年（634）八月二十一日的《处士李继叔墓志》，颇见风规。其书法较虞世南灵动，较褚遂良凝重，或出自名家之手。正是此阶段为隋末唐初，褚遂良诸碑未立，但此墓志与八年后的褚遂良书《孟法师碑》的书法风貌较为接近。此志志主为处士，在唐初为不为官的一类读书人，或者是因皇朝更替或其他原因不再为官之人。释其志文可见，其父为魏平东将军谏议大夫，但志主李继叔未出仕。此志书丹秀美，刊刻较为精准，细处若发丝，折角处理恰当，无明显刀痕感。贞观八年（634）八月二十二日的《大唐故田夫人墓志》，此墓志可代表这个时期馆藏墓志的概况，有隋代遗风，还未形成唐楷的风格，又透露着些许虞世南的风格。其刻工较为精湛，在转折的处理上透露着笔意，对转折的处理稍有欠缺，例如“风”字的横折弯钩，在转弯处稍显僵硬，不够灵动。

胡俨墓志拓片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胡俨墓志拓片（局部）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还有一类墓志，就书刻之特质来看，当属北朝风气的延续，颇似北魏墓志，刚柔并济，字势明显。这或许是刻工的惯性，属于家族的传承，依旧保留了北朝书刻的某些特点。尽管如此，这类墓志的书刻也开始融合隋唐书法之风规，这也是时代使然。如贞观二十年（646）九月二十日的《大唐故处士余当墓志》，有魏志“刚柔并济”之风貌。此志的书法面貌有北朝墓志的爽利劲挺，又有隋唐墓志的轻盈灵巧。字势左低右高，较为统一。在刻工上虽有较明显的刀痕感，却能在竖画及撇画的起笔处体现笔意。当然，这种笔意需要分两点去考量，要么是书丹者在书写时的牵丝，要么是刻工在刊刻中的习惯性切刀。纵观全志的书法，其应为尊重书丹者的原书丹较多，能够尽量的还原笔触原貌。

笔者所见馆藏贞观年间的隶书墓志主要是贞观初期的，其主要风格承袭了《三体石经》的隶书书风。唐代人学隶书主要学习魏晋时期官方发布的隶书碑刻，所以我们所见唐代所书碑志多与曹魏时期《三体石经》及政府发布的隶书政策、典法的碑文相近，与私人墓碑如《曹全碑》有一定区别。据史料记载：

书学生课业，《石经》三体书，限三年成读。

书学博士职掌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

贞观三年（629）七月二十八日的《大唐蒋国夫人墓志》，属于魏晋隶书书风的延续，从此志的用笔及撇画的折刀头处理可以看出当是如此。

大唐故处士余君墓志拓片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还有一种刻意复古的隶书墓志。如贞观十三年（639）十一月四日的《大唐故张骚之墓铭》，其书法已经不是纯粹的隶书风貌了，点画装饰性较多，既有楷书的结体和用笔，也有隶书的横画波磔，兼及带有篆书的部首与结构，看上去有不伦不类之感，但又不属于典型的破体书。这种书风当属于书手的复古行为（抑或是墓主家人的要求），书手极力地去强调隶书的特征，故而雁尾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强化，但由于书手对于隶书内在规定性的生疏，使得楷书标准的钩画、挑画、折笔及捺画夹杂其间，极其杂乱无章。就点画的字口来看，刊刻者基本上可以做到锋颖毕现，其牵丝及出锋均能表达得很清楚，也就是说，这种风格并不是刊刻者所为。也正是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之高，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了书丹者的隶书书写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墓志书法中还出现了“破体书”现象，与一般破体书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有多种书体在单字内杂糅现象，既有楷书的方折，也有隶书的波挑，或者也存有篆书的字形。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东魏，自北朝延续至隋唐。

贞观五年（631）二月十六日的《君祎墓志铭》，属于破体书。其将篆、隶、楷三种书体杂糅在一方墓志之中，彼此较为独立，通篇看来并无美感，倒是十分新奇。志文中多追求装饰性与美术化的效果，对于书法的好坏，基本无从谈起。文中一些别字，例如“青”字中的“月”写成了“丹”；“无”字中四个竖画写在了长横上；“曰”字的横折钩写成了横折折折钩等。

对于此类墓志的出现，杨庆兴曾言：

造成书体杂糅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新、旧字体更迭期间的一种正常现象。新的字体尚未完全成熟、通用，旧的字体依然通行，磨合期出现混用现象是很正常的，也是能接受的。或者是个别书家，别出心裁，整出个新旧混用的作品，炫耀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没必要不管事之大小，都非要往复杂里考虑不行。

笔者并不认为如此。众所周知，书体演变发展到唐代，篆、隶、楷、行、草五体皆已成熟，而“新的字体尚未完全成熟”应是一个书体的书法风格变化，其与书体杂糅不能混淆，其与楷、隶之间的铭石书更不能混淆。其在得到此结论之前引了康有为、启功及华人德的三个观点，并做出了“没必要不管事之大小，都非要往复杂里考虑不行”的论断。笔者认为着实不妥。其应是没有看到前朝此类碑刻的数量及面貌，而只见一两方墓志而谈之。此言论着力点较小，论据不足。笔者倒是较为赞同启功对于此类墓志的看法：

自真书同行以后，篆隶都已成为古体，在尊崇古体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郑重用途上，出现了集中变态的字体。

因为唐代书学的要求明确表示《三体石经》乃学生临写、阅读的对象，作为儒家的经典，《三体石经》一直以来均为学习的课本、典范，那么也可以说此类杂糅碑志的出现是有受《三体石经》影响的。

三体石经拓片（局部）  原石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为了方便研究，除了武后在位的光宅年间至长安年间，笔者将中宗嗣圣年间至睿宗的延和年间均归到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有两大特点，其一是武周造字影响下的墓志撰写，具有强烈的时代风貌；其二是名家书法开始影响墓志书法，其中不乏名家开始参与墓志的撰文与书丹。就其书法而言，这一时期，褚遂良书风开始影响墓志书法，更有宰相狄仁杰及“别敕选”韩筠所书丹墓志，足见这一时期的士风。此外，据馆藏唐代墓志所见，可以说在武后时期出现了仕宦书丹并署名这一现象。而在天授二年（691）便有文林郎齐州历城县尉董履素书丹署名。此时期唯一刻工者署名为内供奉南阳张元敬，其是为瀛洲文安县令王德表所镌墓志，更为难得的是，此志的撰文者为当朝宰相薛稷。

在武则天在位期间，其将洛阳改名为神都，并长驻于此。直至中宗李显在洛阳复位，将神都更名回东都。自古以来洛阳邙山被奉为丧葬的风水宝地，而馆藏唐代墓志皆为邙山一带所出，此时期不仅有仕宦墓志，更有宫人及庶民墓志，加之此时的墓志书法正处于规范化的时期，因此，武后时期的馆藏墓志就显得格外有研究价值。

据施安昌考证：

洛阳含嘉仓是隋唐时东都的大粮仓。近年发掘粮窖时，出土有带字砖（又称铭刻砖），上刻粮食品种、来源、数量、入库年月等，在当时起“账簿”作用。其中凡武后时期的，均用改字。

不仅如此，武后所造新字在这一时期的墓志中有全面的呈现。按，武后所造新字并不是一日完全颁布，但墓志中与地上所见新字的颁布时序几无所差，除有些新字会被讹写。诚如叶昌炽云：

当时群臣章奏及天下书契咸用其字……余所见武周碑不下数百通，穷乡僻壤，缁黄工匠，无不奉行维谨。尤可异者：巴里坤有万岁通天造像（今归端午桥制府）；敦煌有柱国李公旧龛碑，在莫高窟；廖州刺史韦敬辨智城碑，在广西龙州关外；河东刺史王仁求碑，在云南昆阳县；龙龛道场铭，在广东罗定州，皆唐时边远之地。文教隔绝，乃纪元年月亦皆用新制字，点画不差累黍。虽秦汉之强，声灵远讫，何以加焉。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于“书”“言”“身”“判”铨选机制的推崇，加之其对书法的大力推崇、提倡，尽管这种政策没有直接影响当时的墓志书法，但在武周时期，这种政风开始下移，并影响了墓志书手，这在墓志书法中体现了出来。被尊为“广大教化主”的褚遂良在此时为代表人物，其在洛阳龙门刊刻了《伊阙佛龛碑》，使得民众可以近距离了解褚字。

大唐蒋国夫人墓志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神龙二年（706）七月一日的《唐甘基墓志》为赠官墓志，据志文载，其子甘元柬为鸿胪卿上柱国丹阳郡开国公，因功卓著遂赠其父为太子中舍人。此志书丹十分精美，刊刻精细，有十足的褚遂良笔意。又志主之子官至鸿胪卿，其掌管皇室的礼宾事务以及大臣的凶仪，所以其父的墓志应为当朝最好的书丹及刻工所制，可以反映出武周时期唐代宫廷内部的墓志书法面貌。

随着时代流转，加之名家书风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墓志书法较贞观时期北朝风格的墓志数量有所减少，而有了较多的欧、虞“端庄洒落”的影子。

久视元年（700）十月二十八日的《大周故袁公瑜墓志》，为河北道安抚大使狄仁杰所撰并书。其为狄仁杰70岁所书，亦是史书载其卒年（另有其于701年卒的说法）。此志书风似虞世南，结体开张，工整秀丽，温文尔雅。用笔含蓄，结字雅正，宛如彬彬君子，闲适自然。志文中有武后所造新字，且有些字用楷书处理，与志文融为一体，但仍有些字，例如“载”，还是用篆书的结体处理。

虽然从唐太宗开始便一直推崇“二王”，而且唐代草书书法的发展如此的突飞猛进，孙过庭已然成为时代的草书代表人物。但是在墓志书法中还是未见草书入志的现象，可能是民众对于碑志的敬畏所致。偶尔会在墓志中出现单个的草字，但此种情况甚为少见。

久视元年（700）九月二十日的《大周故囗建达墓志》，其墓志无题，所以只知其名，不知其姓氏。志文载，其“隐居朝市，怡然养性”，所以这是一方庶人墓志。其书丹及刻工均不佳，但可以从草书字法看出，民间当时对于草书应是有一定的了解，但部分草字在墓志中出现说明其应并不熟悉所有字的草法，也就是在一些熟悉的字上去使用草书。文中的武后造字有些仍用篆书处理，无法达到统一。此志是馆藏墓志中武后期间的唯一草字较多的墓志。

此时期的隶书墓志在书学倡导影响下有所进步，相对于贞观年间的隶书墓志，这个时期的隶书墓志更加注重书写的流畅感，但仍存有魏晋时期的影子。其呈现出来的面貌较为符合同时期的隶书书法。

大足元年（701）八月二十日的《大周故卢行毅墓志》，为洛州县尉所撰。此志书法较贞观时期有所进步，书丹及刻工皆为上品。其书风凝重且秀丽，细节处精致有加，不仅融入了武后时期的秀美，而且魏晋时期的隶书特点仍然存在。此方墓志书法统一，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将武后造字融入其中的墓志。

大唐故张骚之墓志拓片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馆藏唐代墓志中，这一时期的楷书墓志比较强调法度，唐楷风规已经得到深入贯彻。其中《干禄字书》的刊刻更是对德宗及其后的墓志书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玄宗时期的墓志较为精美，书丹与刊刻皆为上乘，刊刻潦草或是不书丹直接刻的墓志比较少。而代宗、德宗之际，墓志的刊刻与书丹较玄宗时期差了一些。

在玄宗时期，馆藏唐代墓志书法较武后时期有更浓重的欧阳询笔意。如开元五年（717），《大唐故李氏元思忠墓志》，此方墓志为县主李氏及其丈夫元思忠的合葬墓志，如此将李氏放在男主人姓名前的墓志名在唐代甚为罕见，据志文载，原因应是信安县主李氏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孙女、吴王李恪的第四女。此志撰、书者为“宣德郎行右卫录事参军欧阳植”，其与欧阳询的关系不详，但是此志的书风十分接近欧阳询，其中宫紧密、主笔伸长、平正端庄，起收笔处理细致，严谨工整。

如果说在欧阳询的影响下，唐代墓志楷书的结构走向端庄、法度化，那么，褚遂良对于唐代墓志楷书的影响便是其点画的形态。褚遂良的楷书点画跳跃感强，外柔内刚。因此他是拉开隋志与唐志风格的重要人物。在这一时期，褚遂良书风的墓志较多，如开元十年（722）五月既望（十六日）的《大圣真观杨法师生（曜）墓志》，其与褚遂良永辉四年（653）所立《雁塔圣教序》十分相近，墓志中一些字似乎摹刻一般。开元十四年（720）九月二十二日的《大唐故七品亡宫志文》，据志文载，墓志为良家晋选入宫。既然为宫人墓志，那么其死后应是宫中的专业人员来书丹、刊刻墓志。此志的横画起笔及钩画与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很接近，又结合此时期的墓志书法多像褚遂良，可以说，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风格在此时期为皇室及社会庶人的主流书风。

君祎墓志铭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君祎墓志铭（局部）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在德宗时期，楷书墓志又有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引领这个方向的人便是颜真卿。颜真卿多有碑碣流传于世，而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应属颜真卿所书其伯父颜元孙的《干禄字书》。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云：

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

其确定了应用的正式场合，将楷体字进行了规范，肯定了汉字的简化，巩固了文字统一。而作为示范样字的颜体字便广传开来，据《湖州府志》所存《杨汉公刻跋》记载：

《干禄字样》镌于贞石，仍许传本示诸后生。一二工人，用为衣食业。昼夜不息，剜缺遂多。

可见其所出拓本数量之多。馆藏唐代墓志到了贞元年间也出现了一些颜真卿风格的墓志，如贞元五年（789）五月二十日《大唐故詹事府司直孙公夫人陇西李氏墓志》，其撰、书者为第十三侄丞议郎行河南府陆浑县丞公辅。此志书法有颜真卿的篆籀用笔之感，有些字较为相像，丰腴雄浑、气势恢宏。但是这种书风在馆藏的贞元年间墓志中并不多见。

馆藏墓志中这一时期的隶书较武后时期更为丰腴，显现出雍容华贵的气象。从这时期的十方隶书墓志来看，虽然还有一部分有魏晋隶书之遗风，而另一部分则显示出了一定的唐隶时风，流畅端庄，足见唐隶新风尚的影响。天宝元年（742）《唐故王冷然墓志》，其书法带有明显的魏晋隶书风格，但在笔画上较为丰腴，是当时隶书墓志风格转变的代表。

唐太宗李世民推崇“二王”行书近百年之后，其书风终于在馆藏唐代墓志中出现。行书书写碑版墓志可以追溯到唐高祖李渊的《李渊为男世民祈疾造像》，刊刻时间为隋大业二年（606），虽是行楷相杂，然兼融“二王”与北朝遗风，可以视为唐代以行书写碑版的先河。太宗李世民行书《温泉铭》等行书书碑的作风或许是得其父之遗风。尽管如此，行书书写墓志则出现的较晚，可见墓志书写的风尚在某种程度上是落后于上流艺文的发展的。开元十二年（724）二月一日《大唐故赵洁墓志》中可见，其行草书十分流畅，草字也比较规范，可见书丹者在行草书的书写上是比较熟悉的。此志有列无行，使得章法上错落有致。字与字在竖式上相互照应，连接感较强。而在天宝年间，馆藏唐代墓志出现了与怀仁和尚《集王圣教序》相近的墓志，天宝九年（750）《唐故夫人博陵崔氏墓志》，其书丹者为前进士陇西李封。前进士为士人应试进士科及第的称谓。书法在当时是铨选中四科“书”“言”“身”“判”之一，那么李封作为及第的进士，说明了其书法得到了当时翰林的认可。此志书法与《集王圣教序》比较相近，在一些牵丝的用笔上自然灵动，一些字形也比较准确，整体肃穆流畅。

大周故囗建达墓志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这一时期主要可以分为宪宗、宣宗阶段及懿宗、僖宗阶段。其墓志书丹及刻工较之玄宗时期有所退步，可能是因为大量的经生参与墓志的制作而导致整体水平的下滑。这个时期除了名家书风对墓志书法继续产生影响之外，官方字书的颁布也对墓志书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亦即随着《开成石经》的刊刻与颁布，石经的书风对墓志书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馆藏唐代墓志中，从上一时期的大量褚遂良风格的楷书墓志到这个时期基本消亡殆尽，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德宗时期开始流行的“颜体”“柳体”风格，或是这两种风格影响下的结体严谨、具有范式性的唐代书风。例如广明元年（880）十月十四日的《唐柳延宗墓志》，其为前天雄军节度判官检校国子博士侍御史薛纁撰并书，此志书法结体宽博，笔画丰腴有筋骨，颇有颜真卿体势及笔韵。

咸通三年（862）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渤海李氏一娘子墓志》，此志书法字形虽瘦，却清劲有神，点画瘦劲，颇有柳公权笔意，是此时期馆藏似柳公权风格的代表墓志。

太和四年（830），工部侍郎兼充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上奏唐文宗：

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

这个项目便是刊刻《开成石经》。其始刻于文宗太和七年十二月（834），开成二年（837）完成。由艾居晦、陈玠、段绛（另一人名字在刻石上已漫漶不清）等四人用楷书分写经籍于石。项目真正的启动在太和七年（834）十二月，皇帝正式下令：

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

此刻经乃继《熹平石经》《正始石经》之后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好的刻经，其乃唐代正字运动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明赵崡《石墨镌华》评价《开成石经》的书法：

用笔虽出众人，不离欧、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

馆藏唐代墓志书法在之后有数量极大的一批墓志类似此石经书法，其出现时间为石经建立之后的开成二年（837）至天祐三年（907），此七十年间，众人皆以《开成石经》为楷范，墓志中呈现出《开成石经》似欧阳询、虞世南的风格。偶尔会有颜真卿、柳公权风格的墓志在此时期出现，但均不足以影响整体墓志书法风格的主流。例如咸通三年（862）正月二十二日的《唐故崔府君后夫人卢氏墓志》，此志为亲外侄孙乡贡进士卢濬书。既然书丹此志者为进士，那么其书法也应是接近了当时铨选制度的书法标准，也即《开成石经》的书法面貌。此志书法确实与《开成石经》较为相似，规矩、严谨，颇有欧、虞之风韵。

德宗之后唐代的政治局面愈发的混乱支离，战乱频发。这使得之前的浓厚文化氛围愈发的散淡。书法赖以生存的环境日趋恶劣，造成了书法水平的频频下降。馆藏中的隶书墓志亦能体现，如大中十二年（858）四月一日，《唐故卢宏夫妇墓志》，此志隶书结体不统一，用笔弱锋起笔，横画波磔过大，使得整体有扭曲感，更有一些笔画不知是否因刊刻者造成，其呈现出了楷书的折痕，可知唐代晚期墓志书法水平较之前有所下降。

除去“二王”的行书风格，此时期较之前又出现了李邕风格的行书墓志。如太和八年（834）十一月十四日，《唐故崔勗墓志》，此志为馆藏唐代墓志中为数不多的有李邕风格的行书墓志。李邕为武后时期的大臣，当时其书法润笔费用颇高，一字难求。但在行书墓志中却鲜见其风格出现。应是墓志书法与日常书法终为两条发展轨迹，墓志书法较日常书法滞后，且一些丧葬礼仪制度的约束使其具有独特的性质。

大唐故李氏元思忠墓志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大唐故李氏元思忠墓志（局部）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综上所述，我们对千唐志斋馆藏唐代墓志做了一个大致的分期，这种分期不是按照唐代上流名家书法发展的历史进行划段分期的，因为墓志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就其实用性与功能性而言，墓志书法的发展较之上流名家书法则有一定的滞后性。尽管如此，从墓志整个风格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出，随着通行文字和书写的演进，墓志的书丹字体也逐步演进，不仅在墓志中有行书的呈现，即便楷书风格也越来越趋向于唐楷，表现出与唐代楷书共时发展的态势，唐隶风格、“二王”及李邕行书风格的出现也是一种印证。因此，也可以这么讲，如果说唐代前期的墓志书法与时代书风相较有一定的滞后性，那么随着主流书风的逐步盛行，墓志书法的发展正逐步与其时代同步。（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大圣真观杨法师生（曜）墓志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

大圣真观杨法师生（曜）墓志（局部）  选自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