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贤思齐(篆刻) 3.7×3.7厘米 齐白石

　　读印，如果可以当作开拓文学眼界的艺术之旅的话，那么，最好不要忽略印石侧面的印款(又称边跋、印跋)，因为印款的文学意蕴及其篆刻的艺术性，也是洞开旅窗时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

　　以篆刻的艺术性而言，印家奏刀向石，不但流派专工纷呈，必须具备琢凿斫削冲切等刀功，还须借重书法艺术的书功，诸如刊刻印款，明文彭“琴罢倚松玩鹤”印的行书刻款，清高凤翰“云鹤亭长”印的篆行隶三书刻款，陈錬“乐道经年有典坟”印的草书刻款，陈锺“家承赐书”印的隶书刻款，赵之谦“沧经养年”印的北魏碑书刻款，吴昌硕“缶庐”印顶的篆书阳文刻款，童大年“心有灵犀一点通”印的楷书刻款等，如此各家别致，皆卓卓可道。若以印款的文学意蕴及其篆刻艺术性综合观之，最值得品味借鉴的印例，无妨首举齐白石的“见贤思齐”(白文)印及其印款。

　　齐白石“见贤思齐”篆书印，镌刻于辛未(1931)年正月，时在民国二十年。此印独到者有三，谓之“三奇”可也。

　　其一，语奇。

　　“见贤思齐”四字，借语，语出《论语·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言君子好德修善之道，通常今译为“见到贤者，应向贤者看齐;见到不贤者，则内心反省”。前人比较推举并以为权威的是南宋朱熹老夫子《四书集注》的释意：“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今译就是“思齐者，希望自己具有其优点;内自省者，担忧自己也具有其缺点”。

　　君子好德修善，必然敬善避邪，亲贤者，远小人。或谓一部《论语》，不过“仁善”二字，不过“见贤思齐”四字，足见此语文化蕴涵的厚重。历代学者对“见贤思齐”的深层解读和研究发挥，累累种种，故而追陪《论语》，“见贤思齐”也成了一部可纳教育修养、知人从善、铨衡鉴戒等诸多方面的博大学问。如果读者看作普通成语，掠眼而过，则容易肤浅。仅拈出宋一代来说，比较著名的，例如北宋王安石认为“见贤思齐”的精义在“君子之于人也，固常思齐其贤，而以其不肖为戒”，一敬一戒;黄庭坚《乐泮堂铭》有“思乐泮水，仁义之海。见贤思齐，闻过则改”，重在对镜责己;著过《论语全解》的陈祥道认为 “思(齐)，所以‘求诸身’。(内)省，所以‘察诸己’”，四字不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俨然以“见贤思齐”四字囊括《论语·述而》一篇大义，用缩银法。如此豹窥一斑，不难知诸论于此皆析理抉要，识见灿然。

　　据笔者读知，对“见贤思齐”最精辟的解读是南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的“十七字言”，其文曰“思齐则迁善，内省则改过;贤、不贤，皆吾师也”，精警非常，洞彻如炬。特别是“贤、不贤，皆吾师也”，用关锁句法总括，一句搞定，叫醒多少世间懵懂之人!借今天的话说，即正反面教材悉数收纳，样板清浊自选。

　　因得古今文人艺家看重，故此语历来见诸书法篆刻作品甚多。例如南宋周必大《跋张忠献公与外舅帖》，元代胡祗遹“大书座右……姑以自警”，又明李时勉《题唐太宗赐进士箴》和曹于卞《安定祠碑记》等;特别是南宋著有《北溪字说》的学者陈淳编《训蒙雅言》辑“见贤思齐”入“蒙童必读四言”后，书家自励或规勉他人遂多取此语挥洒以为幸快。

　　其二，字奇。

　　对齐翁而言，“见贤思齐”还有些特殊的意味，那就是“齐”字。齐，象形会意，多义。本义整齐一致，引伸有相等比肩意(“见贤思齐”)、清正治理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若以现代汉语称名，上举统属动词，但“齐”字为姓，则是名词。如果以双关辞格解读“见贤思齐”的“齐”，则有“向贤者看齐”和“见贤者即念及齐翁”的双重释义。

　　汉语言文化积淀广深，同是“思齐”，亦有意外者。例如《诗经·大雅》的“思齐”篇，应属特例。这里的“思齐”，与“见贤思齐”迥异。“思”，发语词，无实义。“齐”，音斋，转义为端庄。所以，《思齐》篇首句“思齐大任，文王之母”，可以译为“啊，端庄的文王之母大任”，却不能像某些注释者借着“见贤思齐”的思路所译的“欲与文王之母大任看齐”。大任，即太任，王季之妻，文王之母。

　　那么，面对“见贤思齐”之“齐”，齐翁会如何理解呢?对诗词联印的词语，齐翁一向比较讲究。据其己酉(1909年)秋八月十二日广州日记，齐翁上午在裱画店见到一副书法对联，联曰“我有仙方煮白石;天留闲客管青春”，说是喜欢“其字之用笔有法”，可惜“无款识”，故辗转犹豫，未购。下午又去，“问之，须卖四千钱。(最后)以三千钱得之”。一向精打细算的齐翁居然舍得三千钱购回自藏，闻者疑怪生焉。自古逢着姓名字号，皆有避讳。譬如有谢姓友人在此，恰好马夫驱车经过，因为“卸”与“谢”同音当作避讳，如果主翁不明事理，令马夫“不如卸马稍息”，对友人的谢姓是触讳，则有失恭敬。明摆着裱画店那副书法联语中“煮白石”三字，不但触讳，还沾带几分晦气，齐翁岂能熟视无睹?所以，既然撞上也无须回避，舍出三千钱购回自藏，这就是“不与闲人道白”的隐曲。

　　稍作联想，读印者也能读得懂“见贤思齐”的“齐”字。同是触讳，齐翁未必不知，但“见贤思齐”的学问和美意实在太妙;纵然锁定“双关”，也是天赐好语，齐翁自然不忌，还要刻石赠友，印侧又刊两面长款，宣扬美意到感谢知己之恩，所以对读印者来说，以“齐”字入门，循声问道，则大有必要。

　　当年的议论，似乎至今仍未消停。或谓“见贤思齐”之“齐”，乃齐翁“借字自诩”，有“见贤者即思齐白石的自我标榜意”。此非看官自作聪明，大抵跟不解实情有关。如果愣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去揭齐翁的隐曲，恐也没趣。退一步说，即使齐翁坦陈那“齐”确实有“自我标榜意”，闻者又能怎样?况且“见贤思齐”印语确非齐翁自选，那是音乐家、金石学家杨仲子(1885-1962)嘱意齐翁镌治的，众应无语。那么，何以知道是杨仲子嘱意齐翁镌刻的呢?因为齐翁同年初夏还为杨仲子镌刻了一方“不知有汉”(朱文)四字印(见方3.7厘米)，印款95字，其中语涉杨公及“见贤思齐”印有42字，恰可佐证。

　　“不知有汉”的印款刻满印石两面。先说“仲子先生刊印古劲秀雅，高出一时”，赞誉杨公印艺;接下说“既倩余刊‘见贤思齐’印，又倩刊此”，陈述前后二印刊刻事由，交待得非常清楚：齐翁刻“见贤思齐”(白文)印是应杨公之请，百二十日后又恭请齐翁刻“不知有汉”(朱文)印的，也是杨公。得杨公如此钦仰，齐翁似有感动，在印款最后又云“欧阳永叔所谓‘有知己之恩’，为余言也”(欧阳修所谓“有知己之恩”，正是我想说的话)，借宋人语感恩杨公。

　　此42字说的是“见贤思齐”印，与“不知有汉”印语内容无干，不妨看作是齐翁因前刻未得尽言，留下遗憾，遂于后刻补意。补意，文章家又称作“补笔”，在书画相关的文学创作(包括题跋、印款及题画诗)中虽然时有所见，但跨印补意，在两印间“隔山呼应，借风回响”，当属稀奇。

　　其三，款奇。

　　“见贤思齐”印有正书长款，109字文分三截说下，尤堪细味：

　　旧京刊印者无多人，有一二少年皆受业于余，学成自夸师古，背其恩本，君子耻之;人格低矣!中年人于非闇刻石真工，亦余门客，独仲子先生之刻古工秀劲，殊能绝伦，其人品亦驾人上。余所佩仰，为刊此石，因先生有感人类之高下，偶尔记于先生之印侧，可笑也。辛未正月齐璜白石。

　　首先，说“刊印者无多人，有一二少年皆受业于余”，明确京城印界惨淡现状和自家在京城印界的尊师地位。顺笔批评“背恩”者，认为“学成自夸师古”的忘恩负义行为，君子耻之。至此，意犹未尽，又补意“人格低矣”，四字断定，加倍贬抑。此司马迁龙门笔法，先抑后扬，文章家皆知。抑“背恩”者，扬“亦余门客”的于非闇(1888-1959)，此为反衬。特意拈出“中年人”于非闇说“刻石真工”，正是欲别于忘恩之“一二少年”者也。

　　其次，说门客于非闇虽擅工笔花鸟，“刻石真工”，褒扬于非闇;接下又说 “独(杨)仲子之刻古工秀劲，殊能绝伦，其人品亦驾人上。余所佩仰”，用水涨船高法层层推出杨仲子，愈觉隆重。若以文章笔法读之，“文有正衬，有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见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此处，于非闇是“客”，杨仲子是“主”，以客陪主，“写于非闇‘真工’以衬杨仲子‘古工’”，正衬。

　　齐翁留意笔法，自铸炉锤，纵百字印款遣辞亦不苟且，由此可见。读者呢，如果静心体味，不但可以读解齐翁文思辗转的细腻风光，对木匠出身的齐翁恪勤读书，能淬砺文笔如此，亦当佩服之至，所以笔者认为，以文学眼光观照印语印款，驰思佳境，触类旁通，又岂止文学一得!

　　因为齐翁对杨公不但知交有素，而且钦挹殊敬，故此印款凡刻至杨仲子先生时，皆不直称其姓，一并抬头空格。

　　杨公不但擅长音乐，而且工诗善画，研习甲骨钟鼎，精于篆刻，是声闻九州的多才学者。齐翁对杨的德艺和侠义助人甚为钦佩，故印款镌出“因先生有感人类之高下”的赞誉，可见齐翁崇德重艺。如今杨公叩门求印，亦是公开敬仰齐翁，齐翁遂以“白石知己”视之。

　　那么，杨公嘱意齐翁镌刻“见贤思齐”，有无以“齐”称誉齐翁的故意呢?据杨公友人、美术理论家常任侠先生说，“杨先生待人接物，向有天波杨府的豪气。他艺格高雅，人品更高于艺格。那时齐白石卖画的境况不太顺畅，杨先生持金上门求印，对齐先生是捧场，并无它图，所以齐先生才有知己恩情的说法。何况当时已有‘南杨北齐’的说法，他们艺术知己间表示一下倾慕也是艺界常情，不足为怪”。因为常任侠先生与笔者同为野草诗社老诗友，我等皆尊之为前辈，聆听过常老对杨公的评价，常老丙寅(1986年)八月为《杨仲子金石遗稿》(林散之先生题签)作序，五年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此书。常老见书后非常高兴，在谈到自己己卯(1939年)蒙杨公为其刊刻大印，又庚辰(1940年)沈尹默先生赠楷书七言集古诗联即得杨公“颇为奖惜”时，都谈到齐杨二人“木桃琼瑶”的投报之情。

　　再次，必须留意的是，齐翁在镌刻“见贤思齐”印款中意外巧妙地运用了“涂注乙”，读者须细心读来。

　　书纸文字用“涂注乙”等方法救场，文场惯见。刻石篆文，一般要先备小稿，奏刀过程也比较谨慎，所以绝少涂注乙现象。即是说，在印面或印款上出现文字脱漏、笔误、挪移、衍刻等问题后宁愿用“涂注乙”救治也不愿放弃的，千无一二。齐翁“见贤思齐”印印款109字，有漏刻错刻五处，因为不愿放弃，在印跋上随即作了漏补、衍删等五处“救场”：

　　印款第六行评价杨公刻艺至“古工秀劲，殊能”，漏刻了“绝伦”二字。按约定俗成的规则“字间点是添”，齐翁字间点两点后，在此行行尾添加“绝伦”二字。第七行，在评价杨公人品至“余所佩仰”与“为刊此”间，衍刻一“余”字，遂奏刀圈除。又第七行，在“为刊此”后漏刻“石”字，遂补刻于下行首字“因”的右角上。又第八行，在“有感人类之”后衍刻一字，奏刀圈除。同行，衍刻字圈除后，按约定俗成的规则“字边点是删”，衍刻字边点两点后，在此行行尾添加“高下”二字(意指“高下”二字入场于衍刻字处)。

　　读此印款奇品，看齐翁以刀刊石如同援笔书信，圈点删改这般自然随便，知道刀笔运作，裁度生机，皆非步趋绳尺，泥着死法而来，已经长进开眼。待到读印渐多渐深，又知齐翁书画印多不株守陈法，时于笔前刀下自旋乾坤;苟有“奇”者，也是平生酝酿砥砺陶铸而出，由此思及清人袁枚引京江左兰成的“宁可如野马，不可如疲驴”语，愈加相信艺事之成无非参悟消息，自我造化，方可“进一重境”。

　　文学读印，通训诂和明典故，当不可少，若能进一步察背景，考身世，知印家之为人处世，揆情度理，钩深探赜方得廓然;如此开视野，长知识，读印不亦乐乎?

　　(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院委、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