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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宋兵灭掉的王朝,竟留下如此隽美的石经

2018/10/25 15:24:59 人评论 信息来源:书法报 作者:王家葵

唐末宋初之间有几十年的分裂和动荡,即通常说的“五代十国”。四川虽然僻在西南一隅,这一时期也异常热闹。天复四年(904年)朱温弑唐昭宗,扶植唐哀帝为傀儡,天祐四年(907年)废帝建立大梁,诸方镇节度使趁机拥兵自立,王建在成都建立大蜀,至后主王衍咸康元年(925年…

唐末宋初之间有几十年的分裂和动荡,即通常说的“五代十国”。四川虽然僻在西南一隅,这一时期也异常热闹。天复四年(904年)朱温弑唐昭宗,扶植唐哀帝为傀儡,天祐四年(907年)废帝建立大梁,诸方镇节度使趁机拥兵自立,王建在成都建立大蜀,至后主王衍咸康元年(925年)亡国。蜀地回归后唐不数年,西川节度使副大使孟知祥称帝,仍以蜀为国号,史称“后蜀”,直到后主孟昶广政二十八年(965年)被宋兵所灭,当时已经是宋太祖乾德三年了。


与当时中原一帮残酷无道的“武皇帝”不同,前后蜀的几位君王都偏爱文治,孟昶尤其典型,续修本草与镌刻石经是广政年间的两大文化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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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石经拓片一

本草是药学文献,《神农本草经》以来著作甚多,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右监门府长史苏敬上表请求修订,朝廷组织以英国公李[责][力]领衔的编写班子,完成具有国家药典性质的《新修本草》,颁行天下。孟昶效仿其事,令翰林学士韩保升主持工作,以《新修本草》为蓝本,撰成《重广英公本草》,亲自作序,此即“蜀本草”。


刻立石经当然更能体现官家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赵抃《成都古今集记》说:“伪蜀孟昶有国,其相毋昭裔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仪礼》《礼记》《左传》凡十经于石,其书丹则张德钊、杨钧、张绍文、孙逢吉、朋吉、周德贞也。石凡千数,尽依太和旧本,历八年乃成。”


这套石经宋代保存完整,皇祐元年(1049年)成都知府田况增刻《公羊传》《谷梁传》,宣和五年(1123年)席贡镌《孟子》,乾道六年(1170年)晁公武又刻《古文尚书》和诸经考略,淳熙年间胡元质为成都知府,筑石经堂安置经版。宋以后经版散佚,尚幸存拓本数种,晚近又出土残石多枚,珍若拱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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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石经拓片二

有意思的是,从赵抃以来关于蜀石经的记载,大都将兴建之功归于宰相毋昭裔,而极少提到孟昶。如晁公武《石经考异序》引《成都记》乃说:“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黄庭坚有一首古风《效进士作观成都石经》也说:“成都九经石,岁久麝煤寒。字画参工拙,文章可鉴观。危邦犹劝讲,相国校雕刊。”仔细一想则不合理,从熹平以来,石经关乎国家典章制度,非他人可以染指,蜀石经既然立在太学,绝无可能出自毋昭裔一己之私。


宋人含混蜀石经的官方性质,确有原因。宋太祖赵匡胤接受后周恭帝的禅让而立国,出于国家政治立场的需要,便将南汉、南唐、吴越诸国以及前后蜀等,全部都视为偏霸或僭伪,所以宋人对孟蜀的标准称呼是“伪蜀”。此举关系政体,容不得丝毫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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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石经拓片三

宋太宗开宝六年(973年)官修《开宝新详定本草》成书,太宗御制序言,已经镂版于国子监;不到一年,忽然以该书“所释药类或有未允”为借口,令翰林学士李昉等重加看详,另编《开宝重定本草》取代之,而将前书废止。


《开宝新详定本草》很可能是以后蜀所编《重广英公本草》为蓝本进行增补,书成之后才意识到犯了一件严重的“政治错误”,因为宋朝视孟蜀为僭伪,如果续编本草承接《重广英公本草》,即相当于认可后蜀国家的合法性,于是仓促重编一本《开宝重定本草》,撇开《重广英公本草》,而径与《新修本草》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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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石经拓片四

蜀石经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入宋以后,石经完好无恙,如李石《石经堂》诗所言,“蜀王闰位供扫除,独此仍为盛时取”,所以田况、席贡、晁公武继续增刻完善。但修复工作仍需要“名正言顺”,淡化蜀石经的官方性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据《资治通鉴》卷291云:“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晁公武引文说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可能是将毋昭裔捐资刻书版与刻石经之事混为一谈了。


本网编辑:陈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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