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件古代墨宝，深受乾隆皇帝爱重，藏于养心殿温室中，额曰“三希堂”。

     这三件稀世的法帖珍品辉映着东晋王氏家族在书法艺术上的风范与荣耀。但皇帝也会走眼，被当作“稀世神物”的三件宝帖中，经现代书画专家研究，认为《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其实皆为后世书家临写。

《快雪时晴帖》局部

《中秋帖》局部

    其他两“希”都不是真迹，那么，《伯远帖》呢？
 

《伯远帖》局部

    启功老人对这件事专门做了考证，并写诗为证：

    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

    启功给了定论，原诗一句句解释一下。
    第一句，王帖，“三希”帖都是王家的帖子，快雪是王羲之，中秋是他儿子王献之，伯远是他的远房侄子王珣，王家果然厉害。惟余，只剩下，伯远真，《伯远帖》是真迹。
 

《伯远帖》局部

    第二句，非摹，不是临摹，是写，是作者的原书写，最精神，最有精神。
 

《伯远帖》局部

    第三句，临窗映日，启功断定的方法是，拿着《伯远帖》到强日光之下，对着太阳看，墨色浓淡，纯出自然，一笔之中，从浓墨到淡墨没有定式，纯属自然，书写痕迹非常清晰，后笔过搭前笔处，笔顺天然，毫锋重叠，没有一点迟疑钝滞的痕迹，就算是“使童稚经眼”，就算是让小孩子来判断，也能看出是手写。分明见，分明可以见到。
 

乾隆题跋

    第四句，转折毫芒，笔画转折与笔锋清晰可见。墨若新，墨迹像新写的一样。
 

《伯远帖》局部

    当初《伯远帖》之所以引发争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纸质问题。启功先生也说，《伯远帖》的纸“少麻筋，微见蛀孔”，但不能因为纸质就对《伯远帖》的真假一票否决。敦煌所出的北周大定元年写经，也有蛀孔，造纸的过程因地取材，藤麻互用，因此，启功先生认为《伯远帖》当是真迹无疑。
    王珣是王羲之宗亲，学的也是王羲之的书写方法，此贴用笔结字，非常快意，堪称晋人风流的上乘之作。

《伯远帖》局部

    这封书信的全文是：“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关于信中的内容，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伯远指的是否就是王珣的堂兄王穆，此帖内容是不是说伯远已经去世，“优游”到底是做官还是优游山水，此事是否与王珣被派往外地做官的背景有关，收信人到底是伯远还是另有其人，以及关于写信时间的争议等等。

《伯远帖》局部

    在此，我们将其中一种释读介绍如下，其大致意思翻译过来就是：“王珣顿首致礼！伯远兄年富力强，正是发展事业成大器的好时候，您是我们家族兄弟里的骄傲。我因体弱多病，志趣在于散淡悠闲，志在于优游、自在地生活。但是现在上面却要我到外地任职，可这不是我的心愿啊，真心不想去上班。你我分别的场景就像在昨天，我们之间说的话将永不忘记。如今我们远隔崇山峻岭，也不能相互走访看望。”

此帖书法俊逸流畅，劲健灵动，字体结构严密，而又大小各不相同，疏密有致，应是作者信手写来，风流之美跃然纸上。帖后还有明书画大师董其昌的题跋，亦为乾隆帝所珍视，卷前引首就有乾隆御书：“江左风华”四大字，上面盖有一方“乾隆御笔”的玺印。

    当年，深受乾隆重视的《伯远帖》在清末还曾经历了一场浩劫。
    1924年，溥仪出宫时，曾将《快雪时晴帖》秘藏于寝具中，企图夹带出来，幸被发现，才得以留在宫内，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宫善后委员会”开始清理宫内文物时，发现三希堂中的二希《伯远帖》、《中秋帖》不见了。原来是溥仪的庶母瑾太后据为己有私匿起来了。在她1924年去世之前，派人拿于宫外后街小古董铺品古斋脱销，最后流入郭世五手中。

郭葆昌（字世五）

    1933年，日军攻占山海关，平津震动，故宫文物决定南迁，并于2月5日启运。临行前，郭世五特别邀请故宫博物院古物研究所所长徐森玉及科长庄严等到他位于铁狮子胡同的觯斋吃晚饭饯行。饭后取出他所藏的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伯远帖》、《中秋帖》。那时，郭世五当着来客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要儿子郭昭俊无条件将“二希”归还故宫，让《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希再聚一堂。
    郭世五虽然对故宫博物院作了承诺，但他又把《中秋帖》、《伯远帖》和张伯驹作了交易。1937年，张伯驹应约去郭世五家，看到两帖，当时并不知道郭世五曾对故宫博物院有过承诺，深知他是一位生意人，张伯驹担心两帖流落海外，即请惠古斋主人柳春农从中说和，请郭转让。

张伯驹

    郭世五以《中秋帖》、《伯远帖》两帖并李白《上阳台帖》另附以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转让给张伯驹，议价为二十万元。先给六万，余款一年为期付清。到了夏天，即发生卢沟桥事变，金融封锁冻结，款至次年到期不能付，乃以《中秋帖》、《伯远帖》两帖退还，其他几件留作抵押已付之款。
    1940年，郭世五去世，《中秋》、《伯远》两帖归其子郭昭俊收藏，曾一度藏胡惠春的父亲胡笔江执掌的中南银行保险柜内。
     日本投降后，张伯驹自西安返京，又托惠古斋柳春农向郭氏之子郭昭俊询问《中秋帖》、《伯远帖》两帖事，此时仍在郭家。问其让价，一帖为三千万联币，合当时黄金一千两，虽然是老交情了，但亦不能减价。经反复商量，没能达成协议。
 

《伯远帖》单字放大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 年，宝帖在我国香港出现，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指示以重金将《伯远帖》、《中秋帖》购回交故宫博物院珍藏。得知消息的张伯驹立刻奔向心念已久的《伯远帖》，站在“故友”面前，张伯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凝视着《伯远帖》，百感交集。

    当晚，张伯驹展纸挥毫，写了一首词：

    钟敲夜半窥长钩，平生愿，几曾休。琴棋书画，难系天下忧。便是杜鹃尽啼血，心不老，鬓先秋。一帖《伯远》千虑收，看中流，放兰舟。风发意气，百舸竞上游。抖擞精神狂歌去，新中华，万民讴。

——选自郑重《烟云过：张伯驹传》，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