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布衣邓石如，作为清代碑学大师，在中国书法史中架起一座承前启后的桥梁。邓石如活动于清朝乾嘉时期，处于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一方面，帖学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康乾时期，受皇帝影响，一些书家将赵、董奉为典范, 并在科举中追求“乌”“方”“光”特色的“馆阁体”。另一方面，金石学研究逐渐兴盛。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统治者屡兴文字狱，许多文人学者为避免迫害，便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经史考证与金石考据上。六朝碑刻、彝器款识、残碑汉瓦，学者们莫不极力搜寻、识读研究，并在其中汲取营养、拓宽视野，于是碑学风气渐开。正是在碑帖之学转换之际，邓石如勤于临池，研墨不断，形成与崇尚妩媚甜美的董、赵书风相悖的碑派风格，冲出了“馆阁体”的羁绊，绽放于书坛。虽然他并非前驱引路的开创者，但作为集大成者，将篆、隶、真、草及篆刻全面付诸碑学，别开生面，引领一代新风。安徽博物院藏邓石如作品丰厚，现以安博藏品为例，结合邓石如生平实际，探讨邓石如书法篆刻的艺术成就。

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初名琰，取字石如，自号顽伯，意为“人如顽石，一尘不染”。五十四岁时为避仁宗顒琰讳，更名以字行为邓石如，字顽伯，号完白、顽伯、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龙山樵长、凤水渔长、汲水道人、古浣子、铁砚山房等。邓石如幼年就处于家境困窘的状态，“君少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馆，负之转医，曰以其赢给馋粥”。值得庆幸的是，虽家境寒微，但邓石如“暇即从诸长老问经书句读，又摹仿木斋先生篆刻及隶古书”。木斋先生即邓石如的父亲邓一枝，他善诗文书画，尤长篆籀摹印之学。邓石如的祖父邓士沅，亦精通书法历史。在祖父、父亲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下，他对书法、金石、诗文产生了浓厚兴趣，寒暑不辍，勤耕墨尽。邓石如十七岁时，就曾为人作篆书《雪浪斋铭并序》，赢得广泛好评。此后，他便以卖字刻印为生，开始了专攻书法篆刻的生涯。

邓石如交友广博，梁巘、梅鏐、程瑶田等人，在他的学书历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

邓石如三十二岁随父至寿县教书，得到与“南梁”梁同书并称“北梁”的梁巘的赏识。梁巘(1710—1788)，字闻山、文山，号松斋，又号断砚斋主人，亳县( 今安徽亳州) 人，清朝著名书法家，一生致力于书法研究和推崇劲健瘦硬的书风。梁巘虽叹息邓石如“此子未谙古法耳”，但称赞“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輘轹数百年之巨公矣”。梁巘对邓石如既称赞有加，又指其不足，更有推荐之举，将邓石如推荐至江宁举人梅鏐家。梅氏自北宋以来即为江左望族，家藏丰厚。邓石如到了梅家以后，梅鏐为邓尽出所藏秦汉历代金石善本，如《石鼓文》《峰山碑》《泰山刻石》《开母石阙》《国山碑》《天发神谶碑》《城陛庙碑》《三坟记》等。邓石如如饥似渴，临摹不歇，经过多年的学习历练，直到乾隆五十年（1785 ），梁巘对邓石如书法面目的评价不再是十一年前的“未谙古法”了，而是“不可以晋后书格尘法鉴也”，这是梁巘对他的嘉许与肯定。在到江宁梅家之前，三十六岁的邓石如离家出游，结识了清代最为杰出的朴学大家程瑶田。程瑶田（1725—1814），字易田、易畴，号让堂，安徽歡县人，清代著名学者、徽派朴学代表人物之一，精考据之学，在诗词文学、天文地理、书画篆刻、花卉音律等颇有造诣，著有《通艺录》《书势》等。两年后，二人又于扬州相遇，邓石如亲得程瑶田面授，得赠程手录的《书势五事》。他朝夕揣摩，细致探讨，奠定了书学理论思想和技法实践的基础。

后来，邓石如通过程瑶田结识了官员金榜和曹文埴、词人张惠言、名士汤扩祖等, 另有桐城文派姚鼐、才子袁枚、“扬州八怪”之罗聘、“阳湖学派”李兆洛及包世臣等文人名流，刘墉、陆锡熊、毕沅等大小官员。邓石如结交了大批学术名士和书法篆刻奇才，他们互为师友，谈艺论道，相交甚笃。唐代的韩愈曾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邓石如成就卓越，皆因有这些良师益友的相助。

邓石如不仅交谊诸方，且游历甚广，踏遍安徽诸县、江苏、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凡他足迹所至，不仅将美景山川尽收眼底，而且搜求残碑断碣，拜访名人贤士。为了求访石刻，他多次攀登泰山、峄山，细心揣摩，流连忘返。直至他与世长辞的那年，仍不辞辛劳到皖南泾县为“孔子庙廷”书写楹联碑额，书未尽，便抱恙回家，终至一病不起。在这数十年的游历中，他临摹古人碑碣，汲取书学养料；他观察亲近大自然，体味生活感悟；结交各方良师益友，汲取学习经验，终于书印艺术上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也在社会上受到有识之士的瞩目。

安徽博物院藏有邓石如的篆书作品有《赠华南学长先生》七言联、《都门寓庐记古》四体书屏之篆书、《赠曹俪笙老先生论古人》四体书屏之篆书。

康有为曾说：“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童仅解操笔，皆能为篆。”说明从邓石如开始，用笔更加灵活多变，不再是以前“二李”僵硬的写法，用笔是邓石如对篆书最大的贡献。从转折处理的用笔来说，传统的玉箸篆是圆转而流利的，邓石如则把隶书的提按转折带进了篆书的书写当中，一改“二李”单一的转折处理笔法，使篆书的转折处方中带圆，圆中有方，富有变化。这种转折不是方笔的生硬套用，而是通过抹转的用笔方法使其笔画达到一种外方内圆的效果。并且，字体结构上紧下松、疏密分明，这是因为邓石如将字体中心点上移，下部变得舒展，不同于“二李”篆书平分黑白的原则。另外，布局章法上大胆将隶书特有的行距大于列距的形式运用到篆书的创作中，这是由于单个字中的笔画都渗透着清晰的隶书笔意，所以整幅字套用隶书章法时倒显得相得益彰。邓石如之前，书家多用烧毫，笔画瘦劲。而他出奇制胜，使用长锋羊毫，适宜饱墨提按。自此以后，长锋羊毫风靡至今，实为邓石如的开启之功。

邓石如曾自述其学篆经历说：“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正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从邓石如的篆书作品来看，早期的篆书取法李阳冰，中期作品加入了李斯峄山、泰山诸碑的意味，最后在晚年篆书风格得在《三公山》《天发神谶》《琅琊台》《开母石阙》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从《都门寓庐记古》四体书屏之篆书，《赠曹俪笙老先生论古人》四体书屏之篆书来看，线条光滑整洁，结构分布匀称，可见邓石如早年学篆书同样是学“二李”之风格；然字形长而略方，笔致轻松，飘逸舒展，法度初立，风格渐显。《赠华南学长先生》七言联，婉转飘动，又稍掺隶书笔意，字形方圆互用，姿态新颖，用笔灵活稳健，宽博浑朴，浑朴奔放，跳脱于时人禁锢的“二李”风格。因此，包世臣曾在《艺舟双楫》中称赞道：“完白山人篆法以二李（李斯、李阳冰）为宗，而纵横阖辟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瓦当额文为尤近。”

安徽博物院珍藏邓石如隶书作品有《至仁山铭》轴、《咏方子云案头牡丹花诗》轴、《赠甸园二兄大人词赋》轴、《赠张翰风颜氏家训》轴、《赠见源禅友世虑全消》四条屏、《敖陶孙诗评》十条屏，等等。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叙述邓石如在梅家学隶书：“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乡食》，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邓石如早、中、晚期的隶书，面貌不尽相同。早期，约五十岁之前，如1790 年书《赠曹俪笙老先生论古人》四体书之隶书、1790 年书《至仁山铭》轴，形体追求汉碑隶书，秀丽圆劲，字形近扁，风格多样，或如曹全碑之秀逸多姿、或如《范式碑》之严整方劲、或如《史晨碑》之端庄典雅，或如《华山碑》之朴茂古拙。中期，约五十至六十岁之间，字体变长，篆书意味更浓，风格渐变。1793 年书《咏方子云案头牡丹花诗》轴，为邓石如偶然于方子云案头获观牡丹所作，简化隶书特有的蚕头燕尾，或许是其“篆从隶入，隶从篆出”的早期尝试。1801 年书《赠甸园二兄大人词赋》，内容是抄录蔡邕《汉津赋》，一些笔画有意拉长，强调方折之势，聚散有致，黑白分明，对比强烈。晚年作品，即六十岁以后，更加稳健雄强，更具疏密变化。如《敖陶孙诗评》十条屏，是邓石如临终之年佳作，诗评作者敖陶孙为南宋江湖派诗人。此十屏刚柔相济、淋漓尽致，变化不可方物，书艺与诗文俱佳，包世臣评此作“夺天时之舒惨，变人心之哀乐” 。

邓石如隶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将篆书笔法融于隶书，其书结构上紧下松，用笔铺毫直行，方圆浑厚，折中有转，转中有折。例如邓石如晚年所作《赠张翰风颜氏家训》，康有为在题跋中赞道：“此完白先生所写《颜氏家训》，乃万年所作最深雅者，又为张翰风而书，益可宝重矣。”《赠见源禅友世虑全消》四条屏，文尾曰“推半窗明月，卧一榻清风”，书家淡泊于世的傲然情怀与棉中裹铁的用笔厚劲相结合，字势中融入篆书笔意则显得尤为变化多姿。《紫阁苍山隶书联》文曰“紫阁花明云五色，苍山松老鹤千年”，圆润厚实，力透纸背，某些字拉长的收笔，让观者意犹未尽。《吟坛花榭隶书联》文曰“吟坛赠答追长庆，花榭台觞继永和”，此联乃孙大光先生捐赠，长扁字形错落有致，方折中内含隶书波挑之摆动，笔画疏密有致，强调书写性。

安徽博物院藏邓石如楷书作品有《被铭、屏风铭、地铭、裳铭、履铭、床铭》楷书四条屏、《都门寓庐记古》四体书屏之楷书、《赠曹俪笙老先生论古人》四体书之楷书等。

邓石如的楷书，跳脱于时人固守的唐楷界限和馆阁之风，上溯北朝碑版刻石，主要取法六朝之《张猛龙》《贾使君》《梁始兴王碑》《石门铭》《瘗鹤铭》。其用笔没有唐楷的起笔厚重，行笔虚提，橫画左低右高，而是以一力贯穿始终，字形横平竖直，古朴静穆。楷书《被铭、屏风铭、地铭、裳铭、履铭、床铭》四条屏，笔画匀致，中锋用笔，内蕴浑厚。康有为在题跋中称赞道：“画法极厚，中边俱彻，不得一抹笔议之，此为完白山人佳作也。”邓石如向魏碑的创造性取法，使后世书家得到了更多的启发，开创了另一种审美标准。

其楷书在转折和收笔处更常常流露出篆隶意蕴，古茂紧凑，毫不媚俗。篆隶乃书体本源，楷书若追求古意质朴，必要追寻于此。况且邓石如以篆隶见长，写楷书时融入篆隶意味，也是书写习惯的自然流露。《都门寓庐记古》四体书屏之楷书，《赠曹俪笙老先生论古人》四体书之楷书，皆是邓石如五十岁之前的作品，前者记述喜爱研究黄老思想的汉朝隐士矫慎，以其遗书观其志；后者记录东晋学者周续之，通达老庄，为《嵇康高士传》作注。此二作体现出邓石如欣赏的高士风度，书体结构平整，字形近扁，外方而内蕴，一些笔画略有汉隶波挑之意，流露出古拙疏朗的复古之风，与名节高士的内容遥相呼应。

安徽博物院藏邓石如行草书作品有《敬时爰日之庐》横披，《和大观亭西泠女史题壁诗并序》横披，《小简》及《路程单》斗方，《寓皖口僧舍五言诗》单页，《都门寓庐记古》四体书屏之行书，《赠曹俪笙老先生论古人》四体书屏之行草书等。

邓石如学书先从篆隶入手，篆隶成后通真，再由真通之行草。其篆隶曲婉通达，结构对称均衡又奇险回环，和谐统一与变化多姿。他的行草书吸取了篆隶书与北魏书意的审美取向和技法，笔意苍劲朴厚，用笔八面出锋，线条具有金石气，糅杂了篆隶转笔、提按，有别于清代帖学书家秀丽圆润的气格，给当时崇尚媚熟风格的书坛增添了新的生命力。

草书《寓皖口僧舍五言诗》单页，方圆兼备，体势宽博，古意盎然，行笔略带迟留抖动，字形笔画处理夸张，形成大量空白，与紧密处相映成趣，潇洒自如。草书《小简》及《路程单》是邓石如的生活记录，浓淡相宜，错落有致。行书《敬时爰日之庐》，点画精到细腻，结体方圆，畅达多趣。行书《和大观亭西泠女史题壁诗并序》是邓石如在庙宇听闻僧人诵读西泠女史在大观亭所题诗句，有感而发，录其诗并写序，行文刚中带柔，随意涩行，疏密相间，如行云流水，达到文与书的高度结合。

邓石如将碑学的审美理想运用于自己的篆刻艺术创作中，从汉碑篆额、金石碑版中求取创作来源。沙孟海评价说:“他把篆书上生龙活虎、千变万化的姿态运用到印章上来。这是印学家从未有过的新事。活力充沛，气象一新。”邓石如将过去的“印中求印”的创作理念转变为“以书入印”，将书风与印风达到了真正的统一，使书法笔意与篆刻刀技得到了有机的结合互渗，开创了不同于浙派、皖派的新的篆刻流派—邓派。

从安徽博物院藏邓石如书法作品中印章可见，有反映邓石如名号之印，如“石如”朱文正方印、“邓琰”白文正方印、“邓石如字顽伯”白文双边正方印、“完白山人”白文竖长方印等；也有歌颂家乡山川之美、言志抒怀的闲章，如“凤水鱼长”白文竖长方印、“笈游道人”朱文竖长方印、“家在龙山凤水”朱文无边正方印、“家在四灵山水间”朱文正方印、“凤桥麟坂旧茅庐”朱文竖长方印、“日日湖山日日春”朱文正方印等。

朱文印“家在龙山凤水”，全印布局合理，灵气溢动，以书入印，生机盎然，尽显流美之趣。邓氏一家居住在山明水秀的怀宁县大龙山的白麟坂，邓石如生前自携印章“家在龙山凤水”显然是为了表达热爱这块土地而作。朱文印“笈游道人”，刀刻线韵，轻重起伏，曲直刚柔，婉转流动，生动自然，全印章法疏密停当，虚实相生，意境深邃，皆成妙境。可见邓石如篆刻艺术功夫雄厚，取法广博，用刀以冲刀为主，苍劲浑朴，形成了体态端重，气势洒脱，笔墨浑雄的印风。在篆刻创作中，邓石如借鉴扬州画派罗聘的画梅理论，他在刻赠罗聘的印“铁钩锁”边款有“两峰子写竹，用此三字法，古浣子作印，亦用此三字法”。罗聘的梅花刚柔相济、傲然于世，邓石如的篆刻亦用“铁钩锁”法，刚健婀娜。

书法理论是书法篆刻实践的理论先导，亦是创作实践总结出的精华。邓石如的书法四体兼备、犹善篆隶，篆刻开宗立派、书印合一，无不体现着“奇趣”“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以及“计白当黑”的书学思想。邓石如的书学思想见于传人包世臣所著《艺舟双楫》。据《艺舟双楫·述书上》记载：“是年又受法于怀宁邓石如完白，曰：‘字面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以其说验六朝人书，则悉合。”“奇趣”二字说明邓石如在创作中的追求，与清朝前中期的书法风格追求截然不同，他巧妙处理线条块面在作品中的布局排序，呈现出疏朗严谨的节奏感，对立统一的平衡感。“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计白当黑”，即在创作中既要注意黑既有墨处、白也有墨处，更要注意字形布局的疏密相映，字与字、行与行，形成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纵观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无不注重黑、白、疏、密，其精密处团结紧密、固若金汤，其疏朗处长脚曳尾、洒脱自如，其有墨处见神采，其无墨处见意境，打破“二李”字内空间均匀的特点，使疏处更疏、密处更密，突破静态美而实现节奏感。特别是篆书上紧下松、左右不对称等处理，使规整的篆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新的生命力。“计白当黑”本为绘画理论，邓石如将其引入他的书法与篆刻，实现了书理、印理、画理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篆刻的形式美。

邓石如以一介寒士之身，凭勤勉耕耘之才，壮游河山，交友八方，追本溯源，推陈出新，在当时享有“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美誉。他篆、隶、真、行、草彼此借鉴，相互影响；他篆刻开宗立派，创立“邓派”；他书学理论一针见血，疏密黑白，奇趣乃出，因此遂成卓然大家。虽说在他之前，已有郑簋、王澍、朱彝尊、金农、丁敬等书家，率先打开金石学的大门，而他是一位创新篆书技法、提升篆书结构审美观的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一生仅有六十三岁，却极大地影响了乾嘉以来的二百年历史。邓石如去世后，包世臣力倡邓氏影响深远，其后的书家，无不是沿其书径而作新的探索。吴熙载师承邓氏，更加虚灵纯熟；徐三庚夸张了邓氏篆书，增加疏密对比；赵之谦融合邓氏的秦汉思想和用笔，出于蓝而胜于蓝；吴昌硕基于邓氏小篆，将行草书意味引进篆体。邓石如对清代碑学的历史意义在这一点上彰显出来，其影响所及至于今日。

邓石如曾在其隶书《赠见源禅友世虑全消》四条屏中写道：“世虑全消，见几点落花，听数声啼鸟；尘缘割断，推半窗明月，卧一榻清风。”或许邓石如在创作时，世事顾虑全然消失，沉浸在点点落花，嘤嘤鸟啼之境，而他自己宛如那半窗明月照亮碑学书法的前进，似如那一榻清风吹开帖学的陈旧之气，流转在书坛绽放光彩。

（本文作者任职于安徽博物院）

（节选自《艺术品》2019-04 总第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