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光丨挥毫落纸如云烟

(视频转载于杏坛艺讯)

忘不掉的，多半是不同凡响

（文丨卞毓方）

    初晤书法家张旭光，他赠我一摞洋洋大观的著述；再晤，又赠我一摞大而有当、当之无愧的著述。抽空展读，但觉千岩万壑，纷红骇绿，目不暇接，一言难尽。难说就不说，干脆置之案旁，不理。

    一月后在重庆，晚间写作，忽然想起了张旭光，遂闭目凝神，拿他的印象碎片作归纳，相隔千里，空间上的美感跃跃欲出，然而时间上还显逼近，面貌既清晰又模糊，眉毛胡子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鲁迅有言，写不出来就不硬写，索性再度搁下，让时光的底片慢慢去显影。

    又过了一月，陪家人去深圳。乘的是波音747，云海之上，虚碧之间，望着窗外晴蓝的天幕愣愣出神，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想，难得的放松，大放松……突然，绝对是突然，眼前又浮现出张旭光，不，张旭光的著述，触目鲜明、挥之不去、弹舌欲出的，首先是两个词，就两个：“到位”与“味道”。

    忒俗，俗得不能再俗。

    但却过目难忘；摇摇头，想忘也忘不掉。

    张旭光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到位与味道》。话说2003年春夏之交，北京城闹“非典”（学术的名称叫“非典型性肺炎”），各单位纷纷放假，一切公众活动皆被取消，张旭光困在家里，无公可干，无处可去，这时就想集中精力搞点名堂，当然与书道有关，他决定认真打造王羲之的《圣教序》。为什么选定《圣教序》？此事说来话长，就学书而言，张旭光是从“二王”起步，照葫芦画瓢，慢慢走上正规。待驾轻就熟、熟能生巧后，突然就有了反叛心理，他觉得二王太经典，太标准，也太普遍，循二王的足迹走，很难别开天地，别树一帜。于是另起炉灶，改学颜真卿，企图用颜之筋骨潜移二王之形貌，写着，写着，愕然发现唐和晋同源，颜真卿和王羲之、王献之一脉相承，都是平正、高雅、端庄有余，而狂放、奇谲、险峭不足。转而又把目光投向宋人，拜在苏东坡、米芾门下，此二公，一个字形左侧，一个结构右欹，体现了突破樊篱、放纵不羁的性灵骚动。如是写了两年，积学累识，笔底有了腾跃。欣喜之余，新的烦恼又出现了，他发现气势凸现，境界却在下滑。这代价是致命的，形如自杀。追究原因，在于“米”放多了——一惊，原来就境界而言，米芾远不如二王。转了一圈，目光重新锁定王羲之，有意尊“王”抑“米”，结果，气势未减，境界又得以大幅提升。张旭光由是悟出，行草一途，“二王”是金字塔尖。那一年，趁非典造成的非正常空闲，他埋头琢磨《圣教序》，一字一字拆开，玩味，首先搞准形，然后找出神，把握住了神，再努力糅进自家的元素。这样，前后花费三个多月，每个字，至少写上三五十遍，终于憬然有悟，他自谓发现了王羲之行书结构的一种闭合规律。哈哈，这种高峰体验，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总而言之，走到这一步，张旭光才领会什么叫“开光”，换句话说，才明白了什么叫“到位”。

    “到位”之后还要讲究“味道”。“味道”云云，是指花之香，光之色，水之灵，云之韵，作品浑然天成、匠心独具的魅力。如果说“到位”更多强调的是一灯传遍千灯，“味道”则更多强调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怎样才能实现既“到位”又有“味道”呢？按张旭光的体会：一、多学习、多临帖；二、提高现代审美能力。此两点，看似老生常谈，却是不二法门。就说这审美能力的提高吧，怎么才叫高？想要搏出位，或搏出味，你须得用一览众山小的高度去俯视众山，用人人心中都有，而人人笔下皆无的妙技去搅动艺苑，鬼斧犹须神工。说实话，书法入门易，到位也不难，但要出味，则要天赋、勤奋、汗水一齐上。这里，天赋是摆在第一位的。纵观历史，二王之为二王，颜柳之为颜柳，苏米之为苏米，全在那一丁点儿与众不同的味道，有之，就点石成金，超凡入圣，无之，则滞于二流、三流，淹没在茫茫人海。张旭光近年来一直在为那一丁点儿味道拼搏，他举过一个例子:一次，写一幅四条屏的《心经》，他有意打开字型，净化线条，加大行距，专取虚空，似为反常，实为出色，在净化中出经文的色。

    张旭光是1955年出生，小学，中学，基本在“文革”中度过，“史无前例”的虚度！纵然同龄者中有一千个牛顿、一千个爱因斯坦，也只能沦为“造反有理”的打手，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牺牲。唯有书法特别，由于伟人的倡导和“大字报”的助推，反而空前普及，蔚为繁荣。张旭光正是凭着书法的爱好，得以在文化荒漠中守住一眼清泉。而后参军入伍，他的文化与书法得到长足的发展。九十年代初转业进中国书协，数年后去中国文联，又数年，重回中国书协，一路做到副秘书长，堪称如鱼得水，如鸟飞天。书坛曾有“张旭光现象”、“张旭光时代”之说，可见春风得意，很领了一番风骚。这几年工作调动，移位中国美协，仍任副秘书长。一般人看来，似乎荒腔走板，用非所长；我不这么看，对于艺术家，每一种经历都是财富，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功效——当然，这就要看本人的禀赋了。艺术绝对需要天才，而天才最忌一马平川、一帆风顺，换一种岗位，也等于换一种人生，无疑于经风雨，见世面，增阅历，开眼界，何况书画同源，隔行不隔山，成天和美术家交道，日日猎美，时时惊艳，人生有此大机缘，真好！真正好！

    张旭光爱写古典诗词，对于书法工作者，这是修养，也是基本功。他自述文化先天不足，故诗词不敢妄攀古人，唯一的奢求，就是希望有一两句能活在时人的唇上、舌上。我翻过他赠予的《诗词手稿》，事隔两月，我记住了什么没有呢？想想，倒是立马记起一首，题为《六分半书》，是品评郑板桥的书画的，诗曰：“笔墨因人传不朽，清风清品看石竹。六分半书可论乎？一碗夹生腊八粥。”

    再想，又记起了半首，内容是关于沙尘暴的，前两句记不清了，后两句历历在目：“风吹一夜雨狂后，穹宇随心处处蓝。”

    又再想，想……透过舷窗，俯视机翼下的流云，触景生情，想到他的一首咏彩虹，不，也是半首，也是后两句，诗云：“莫叹人间风雨骤，浑身湿透是霓虹。”

  张旭光简介

    张旭光，字散云，一九五五年十月出生，河北省雄安新区（安新县）人。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副秘书长，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七届副秘书长。
    现为荣宝斋艺术总监、书法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书法专业首席采访专家。清华大学张旭光书法艺术工作室导师，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客座教授，兼任全国总工会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联合国特聘书法教授。
    荣获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
    张旭光倡导“重读经典”，提出“以现代审美意识开掘书法传统的现代洪流，使创作既从传统长河的源头而来，又站在时代潮头之上，即古即新，走向未来”。他提出的“到位与味道”、“发展新帖学”、“激活唐楷”等思想，以及他的创作，已经广泛影响了中国书坛，被称为当代书坛的领军人物。
    张旭光自一九八八年先后在中国美术馆、日本、韩国、美国及联合国总部等地举办个人作品展和交流讲学，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举办讲座和专题节目；作品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军事博物馆、京西宾馆和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国家收藏；出版专著有《楷书》教材，《行书八讲》教材，《张旭光批注十七帖》《现代书法字库•张旭光卷》《张旭光系列艺术文丛》（四卷本）《张旭光诗词书法》《中央数字电视行书技法讲座（四十二讲）》光盘，并有多篇文章发表。先后担任中国书法兰亭奖、第八届国展、第九届国展、全国青年展等重大评审活动评委会副主任。
    二〇〇八年创建北兰亭，连续五年举办展览、捐赠、教学、研讨及书法电视晚会等活动。连续五年组织北兰亭书画家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韩国举办展览和讲学，开启了中国书法走向世界的系列活动。

新帖学价值范式的确立

——张旭光帖学创作论
 （文丨姜寿田）

    在当代帖学转换中，张旭光无疑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以自身对二王帖学的深入研悟和卓荦实践将当代帖学的实践与认识水平推到一个新的境地。有理由认为，当代书法的历史性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帖学在当代的进展，这也同时使得帖学复兴面临着一个自清代碑学以来难得的书史机遇。

    清代的笼罩性影响，使得整个近现代书法史都处于碑学的整体笼罩之下，碑学对帖学的贬抑使人们形成一个帖学失效的集体无意识，似乎帖学只能是碑学的附庸，只能在碑学的范式内提供有限的资源，而任何帖学独立范式的重建都会被视作复古的企图，这种深层心理牢固地支配着现当代书家，造成一种偏狭心理，以至在当代某些书家心底，帖学仍是保守的象征，因而提倡帖学就是对创新和多元主义的背叛，似乎多元主义与激进主义等同，只有碑学和民间化价值取向才符合创新与多元主义的题旨。

    这当然不能不说是对帖学历史的误读。事实上，帖学的衰败并不是由帖学自身造成的，碑学所强加给帖学的种种罪责并不能由帖学本身负责。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赵、董对帖学的误读，抑或不是清人入主中原，打断了晚明帖学复兴的启蒙主义思潮，以程朱理学取代心学，强化书法领域的理学统治，并以赵、董作为官方帖学的最高范式，最终消解了以王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表现主义帖学，帖学自身无疑将继魏晋二王之后又臻至一新的高峰，而整个近现代帖学史也将重写，同时，清代碑学取代帖学的历史也将重写。

    从这样一种历史谱系的重读，我们对帖学的认识将会获得一个长时段的新的历史眼光。同时也将会使我们从碑学范式的即时性释读中走出。毕竟碑学的历史是非常短的，从乾嘉至当代，也只有200年历史。我们为何不能走出碑学的遮蔽误读而开创新的帖学视野呢？难道帖学将被裁定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历史地位吗？

    碑学的历史已然作出否定性回答。碑学的危机正是依靠帖学得以化解。当碑学由于邓石如、陶濬宣、李瑞清、曾熙等的片面化强调而以北碑为惟一正宗，从而导致帖学全面衰微，以至京朝士大夫皆不谙行书，连书信都施以正楷之际，恰恰是帖学的重新引入碑学，才得以挽碑学危机狂澜于既倒。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走得无不是碑帖结合之路。碑学以极端性立身，而以圆融性求得变通。清末民初以降，以北碑为惟一正宗的碑学观念已被降解，碑帖融合成书家的普遍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碑帖对立的观念愈加淡化，但不容回避的是，后碑学所导致的民间化书法取向和风格至上的唯意志主义风气的光大遍至，使倾向于视觉造型的碑学相比于帖学仍处于压倒的优势，从而也使得帖学仍处于边缘化地位。在书坛风格主义处于鼎盛时期，造型取代笔法成为当代书法价值的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书法的空心化。风格的泛滥导致当代书法无力在有难度的书法史这一层面确立自身的价值，以至有论者不无深刻地指出，当代书法是一个无法的时代，而典型标志就是笔法的沦丧。

    而这一切无疑与近现代以来长期对帖学的漠视和贬抑有关。对帖学的忽视导致当代书法的平面化延展，无力将当代书法提升到超越性层面，也正是在这一书法背景下，反思碑学与重估碑学价值便构成当代书法的学理化转换。有理由相信，这与权利话语的递交无关，而是当代书法史的本体自律，即使有很多书家对此怀有歧解也罢。

    张旭光的帖学实践与帖学倡导，显示出当代帖学向经典回归的努力，但这种回归并不是保守主义的，而是在沉入经典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在更宏大的书史维度上谋求当代书法的价值坐标。就如他所言，没有文化的书法永远不是书法，这种书法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在当代书法的大众化喧嚣中久已丧失的。

    我认为在当代帖学转换中有三种帖学解经模式并存。一种是以学院化形式视觉分析与民间书法结合模式；另一种是以单元训练和写实临摹为主旨的帖学模式；再一种是以传统笔法破译为旨归的帖学模式。这三种帖学解读模式皆对当代帖学的创新具有开拓意义，并对新帖学的建构具有推动性作用，但问题在于，这三种帖学解读模式皆过于关注帖学本身，而没有将帖学创作主体与当代书法审美精神建构相整合。张旭光写意帖学观念的提出和新帖学释读模式的出现为当代帖学的转换建立起一个生长点。

    张旭光是当代书坛以入古著称的人物。对二王书法的深入研悟，给他带来双重命运。一是对魏晋二王的深入洞悉，把握使他具有傲人的资本，但同时紧接下来又使其面临巨大的创作压力。帖学的经典范式笼罩使任何一个想在帖学领域获得创造性表现的书家都无法不感到沉重。但帖学历史表明，帖学除去维持书史发展动力的核心价值外，其创造性价值始终表现在自身的不断超越性建构中。

    无论如何，张旭光写意帖学的提出和倡导都使他建立起一个价值坐标。这个坐标的当代意义虽然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但就个体价值而言，却使他拥有了与现当代帖学大家迥然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书史基点，并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当代史效应。张旭光的卓荦之处在于，他始终以开放的书史立场来审视二王帖学，他没有以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心态来认识与把握二王帖学，而是力图将二王帖学与当代主体精神结合起来，并表现出博大、雄浑、浪漫的汉唐气象，因而晋唐一体化成为他帖学实践的一种内在追求，同时，将帖学与当代审美精神结合，将现代美学的构成，情感表现融入帖学也成为他写意帖学的一个主旨。

    张旭光帖学以《圣教序》为基，融合王羲之手札及《伯远帖》，王献之今草，并撷取汉碑颜鲁公雄浑博大气象，将韻与势，神与意有机融合，同时又羼入今人林散之、白蕉、徐悲鸿笔意，尤其在水墨化用和线条的营构上更具创造性。他的线条具有强烈的塑造感，他在对二王绞转笔法深入理解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对水墨的运用控制使其线条的营构具有了二维空间感，这是为一般习帖者所不及的。在对《圣教序》深入研悟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二王书法的结构闭合性规律，虽然他没有公开阐释他发现的这一二王书法结体规律，但这无疑与王羲之内擫笔法有关。相对而言王羲之的内擫笔法的“闭”，王献之外拓笔法则是“开”，他的开张结构，融入雄浑外拓的结构与笔势，将王献之草书的长线条化入二王手札，皆表明他力图在王羲之闭合性内擫结构中，融入外拓笔意，以求得写意帖学精神的发挥。张旭光正是沿此以进，建立起雄浑的具有强烈主体表现性的新帖学书风。这种表现主义帖学为当代帖学建立起主体性结构，使当代帖学能够在新的审美精神感召下，融入当代人文风范与审美节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帖学的价值也始终体现在它的挑战与突破机制上，书法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帖学大师如怀素、米芾、王铎无不是在逆向的反叛式继承中完成了对二王帖学的伟大传承与超越，而赵孟頫、董其昌则因其始终将二王帖学视作膜拜的对象，以至最终断送了帖学。

    当代新帖学的出现，标志着当代帖学的全面复兴，同时也表明，继近现代帖学的历史低潮和碑学的强势笼罩后，当代帖学开始走出历史低谷。当代书法的存在危机表明复兴帖学是当代书法走出困境谋求历史超越发展的必然途径，同时帖学的多元化实践也表明当代帖学不是对二王帖学的简单继承，而是整合性的多方维的历史超越。在当代帖学的整体价值转换中，张旭光的帖学实践价值无疑将随着当代书史的推进愈益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