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1880—1942年），俗名李叔同，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学名广侯，字息霜。生于天津，自称祖籍浙江平湖。李叔同出生在一个富庶的家庭，早年留学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回国后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处。三十九岁时皈依佛门，从此翩翩佳公子成了一代律宗高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人尊称为弘一法师，后于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李叔同是近现代新文艺的先驱，也是一个通才，他诗词、音乐、话剧、油画、书法、篆刻无所不通，而出家后唯独书法一项技能没有舍弃。

   李叔同早年曾学苏轼、黄庭坚的行书，而后一直走碑派的路子。出家后为了结合写经的需要，对个人书风进行了改良，将晋唐小楷的写法融入了创作当中，终于形成独具特色的“弘一体”。总的来说，“弘一体”超出了书法技巧的范畴，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一个出家人的虔诚慈悲之心，因此我们说“弘一体”了绝尘俗之心，寂静古淡，人书合一，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本文即以弘一出家后的“弘一体”书法为研究方向，旨在讨论弘一书法的技巧特征及精神意义。

一

   1918年正月十五，弘一受三宝戒皈依，五月下旬至虎跑寺入山，并于七月十三日大势至菩萨圣诞日剃度出家。^[1]当年八月底，弘一在杭州灵隐山的云林寺受戒，^[2]受戒后就在了虎跑寺。^3]如果以弘一出家作为书风变化的时间分割节点，那么1918年下半年的两封信就颇值得注意。一封是1918年6月18日弘一写给夏丏尊的“赐笺敬悉。居士戒除荤酒，至善至善！”另一封是致叶为铭“不慧已于十三日卯刻皈依了悟大师剃度。”对照弘一的出家时间，这封信应该写于1918年的七月或八月，两封信相隔仅一两个月左右，因此书风极其相似。字形略方扁，字取横势，并尽量平衡单字左右的高度，与出家前书信（如1917年致刘质平的信）中左低右高的字势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单字右侧的用笔较为扁平，如“剧”、“问”等字竖画和折画，起笔笔尖出锋入纸而不作修饰，收笔处也较为随意，带有明显的章草笔意。这一时期弘一的书法用笔质量不高，行笔过程中笔锋时常呈现出游走不定的情况，再加上偶尔笔画上的抖动，显得笔画干枯而单薄。 

    这种写法与1918年春节弘一写给道尹王仁安的新年贺卡^[4]也颇为近似，同年7月14日夏丏尊前来探望刚刚剃度的弘一，弘一写《楞严经偈语》相赠，^[5]9月夏丏尊丧父，弘一又为他书写了《地藏经偈轴》。^[6]这两件作品显然是精心之作，但从用笔和章法布局分析，和前面的信札基本类似，笔法仍保留了章草的成分，但抖动依然存在，行距疏朗而字距紧密。1919年中伏时期，夏丏尊再来探望，弘一“检手书楞严数则贻之”^[7]。一个“检”字说明《楞严经》是弘一日常书写的经卷，而赠送给夏丏尊的《楞严经》书写在一张印有乌丝界栏的纸上，纵25.5厘米，横42厘米，每栏写十八个字，虽然没有横格，但仍写得整整齐齐。单字端方严谨，字形更趋于扁平，字势更趋于平正，与前文的书作相比，这篇《楞严经》书写得更为精到，起笔仍是露锋，但笔锋更加铦利，运笔也更加果敢，楷书化的意味也更强。

    这一时期弘一的书法路数和当时的士子基本类似，仍未脱早年深受“白摺小楷”的影响。所谓“白摺小楷”，其实也是适用于官方取仕的一种官方通行书体。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描述“白摺小楷”为“应制之书，约分二种：一曰大卷，应殿试者也；一曰白摺，应朝考者也。试差大考，御史、军机、中书教习，皆用白摺。”^[8]，弘一自己在《致李晋章》中也说：
    兹有奉托者二事：一、乞仁者为余刻印二三方，寄下以为纪念。大小约如□或□（略大）、或○或皆可。其文字乞于下列数名中随意选之。亡言、无得、吉目、胜音、无畏、大慈、大方广、音、弘一。二、四十年前津人习白摺小楷，恒用《昨非录》，系翰林分写小楷石印精本，共二册。其文字皆嘉言懿行，颇可流传。乞向旧书铺或亲友处觅求一部，惠施寄下至感。”^[9]，

    弘一信中提到的《昨非录》既是旧时道德读物，也是书法临习的范本，是多位翰林用白摺小楷书写的，几乎每个想考取功名的青少年都临习过《昨非录》。《记弘一大师之童年》是由弘一亲手修改的，文中也记载说“师（弘一）于闲居时，必习小楷，摹刘世安所临文徵明《心经》甚久”^[10]。刘世安是己丑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探花，^[11]手书《心经》书迹目前已经不可得见，但从文徵明所书《心经》可以看出，这一路小楷字形方扁，字势疏朗开阔，而在这一时期弘一的书迹中，同样也出现了字形方扁、横画水平、中宫不收的特征。出家前的弘一熟谙魏碑书体，而出家后的这一时期，基本还是在延续原来以魏碑为核心的路子，而弘一所做出的改变就是，用传统帖学中的方圆疏朗的用笔结构，来减弱魏碑中方笔刚猛的杀伐之气。

二

1921年三月，弘一驻留在了温州庆福寺，直接促成了他出家后“弘一体”书风的剧变，直接表现为这一时期三十余封信札墨迹，其中致杨白民十四封，致刘质平八封，致夏丏尊二封，致郭奇远七封，致杨雪玖一封，致陈则民一封。

这种改变从1923年十一月初二日弘一致刘质平的信中已经初见端倪。此封信札凡五行，言及弘一向弟子筹措款项一事：    

“久未通信，时以为念。朽人今岁多病，九月间来衢州，不久将返温州养疴。惟乏行旅之赀及零用等费，倘承布施，希寄衢州莲花村莲花寺内朽人收，至感。率上，不具。弘一，十一月初二日。”^[12]

        此信乍看之下极其普通，特别是“通”、“返”、“之”、“及”、“零”等字的捺画，“念”、“养”、“旅”等字的撇画，“病”、“间”、“疴”、“用”等字的竖钩，“病”、“疴”、“等”等字的横画，不仅线条臃肿笨拙，甚至迟缓犹豫。但是，这封信札最后落款处“衢州莲花村莲花寺”八个字，与前文写法截然不同，如“莲”、“村”、“寺”等字的横画，用笔绝不同于前文的臃肿迟缓，这几笔横画用笔挺括爽净，仍是出锋入纸，但毛笔的运行过程则一直受手的控制，比如“寺”中间的一横画，就明显和其他两笔横画不同，落笔时笔尖朝着左上方，但由于手的控制，使得这一笔长横画最后落到了右上方，而正是这种控制，才使得横画出现了明显的弧形。此外，这八个字在结构上与前文相比也颇为含敛，中宫较为紧收，横势要弱于纵势，已经可以看出帖学影响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如“莲”字的“走”字旁，已经出现了成熟“弘一体”才有的接笔断开的情况。

    1924年春，弘一手书《佛说大乘戒经》卷和《佛说八种常养功德经》卷赠予南社旧友尤玄父。^[3]其中弘一自撰的跋文和经文在书体上也有所区别，经文以北碑为根本，暗含了魏晋小楷笔法，因此减弱了凌厉刚猛的特征，而彰显出温和端庄的一面，与早期的书风迥然不同，更加切合写经的主题；跋文字体偏小，则纯以魏晋小楷笔意写出。正如前文所说，出家后的弘一试图通过魏晋小楷来打破自己原先的北碑书风，进而初步形成自身的楷书新风格，而《佛说大乘戒经》卷和《佛说八种常养功德经》卷这两卷手书佛经就是这一时期弘一书法实践最明显的体现。按照弘一最初的实践意愿，他获得了两种更切合自身特性的书写风格，一种是将早年临习的严谨小楷与刚硬北碑相结合，形成上述经文部分的风格；一种是以上述跋文为代表的书风，这种书风再一次褪去了古人的书写痕迹，也更符合出家后弘一自身的特质。这两种风格的形成，恰恰说明了弘一这一时期书法探究实践的成功，为后面“弘一体”的正式形成做足了准备。

三

1927年四十八岁的弘一在丰子恺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彼时丰子恺发愿画戒杀画五十幅以为弘一五十岁生辰祝寿，到了1928年四月十九日，弘一致信丰子恺说：“前答彼一信片，想已收到。《戒杀》画文字甚愿书写。”信中提到的《戒杀》其实就是后来的《护生画集》，可以推断出当时已经基本竣工，丰子恺希望弘一给画集题诗，弘一欣然应允。

弘一为《护生画集》初集（1928年）所题写的诗文，体现出“弘一体”形成后的基本面目。“弘一体”字形偏瘦长，每一笔画连接时常常断开，笔画粗细匀一，缺少变化，运笔过程也存在较多的抖涩现象，略有章草的笔意，形成“刊落锋颖”、“一味恬静”的个性书风。这种书风被马一浮称为“在书家当为逸品”^[14]，即标志弘一书风成熟的“弘一体”。至1928年底，《护生画集》竣工并出版，此后屡次再版。1936年红印致信夏丏尊云：

“开明版《护生画集》因印刷太多，拙书之字已肥粗不清楚。又杜甫诗，脱落一个字。拟再书写瘦体之字，重制锌版印行。倘承赞喜，即书写奉上也。”^[15]

    由弘一重新书写的《护生画集》在1939年完成。此外，与初版《护生画集》的书风相近的作品，还有弘一1926年所书《莲池语录》、《李息翁临古法书序》、1928年致刘肃平信、写奉寂山和尚《慈照宗主法语》轴^[16]、赠给李玉麟的《华严经偈》^[17]等。

四

1929年夏天，白马湖晚晴山房竣工，弘一在此地长住到1932年秋天才离开，这四年中他常于白马湖及周边地区修行，同时这段时间也是他个人书法创作实践的高峰期。

判定弘一白马湖时期相关作品的标志，主要还是根据弘一在经文、信札等诸多形式上书风的高度统一。与前一阶段的书风相比，弘一白马湖时期的书风更加稳定，而如果真要再仔细研究的话，那么艺术性更强的书作，如写经、楹联、横批等形式的书法，显然书写得更加严谨，而更偏于实用性的书写形式，如信札等，则书写得更加率性随意一些，但这两种风格仍笼罩在“弘一体”的大风格之下，这种区别也是极其细小的区别，这也是白马湖时期书法与前一阶段最大的不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弘一年龄的增长，以及他个人身体状况等原因，白马湖时期的“弘一体”实际上也表现出前后不同的差异，总体上来说，白马湖时期的“弘一体”是由丰腴渐渐趋于疏瘦的过程。

1931年，弘一书《慈光照十方为众作归依，平等观诸法其心无可染》、《如来境界无有边际，普贤身相犹如虚空》两长联，其中《慈光平等》联与他的写经“弘一体”十分接近，同样的瘦长结构，用笔连接处也多留空白缝隙，但线条已经基本绝去了原来弘一帖学书法的抖动运笔，形式上反而更接近北碑铺毫的写法，线条粗细趋于一致。《如来普贤》联乍看之下是北碑写法，但如果仔细观察，下联的“普”、“如”、“虚”则出现了牵丝连线式的用笔，这又完全是帖学的写法，这说明从这时开始，弘一的书法开始出现碑帖相互融合的倾向。

以弘一手书《清凉歌集》五首为代表，从1932年开始，弘一的书法真正进入了碑帖圆融的过程。《清凉歌集》是弘一与弟子共同为佛歌所谱的曲，分为“清凉、山色、花香、世梦、观心”五篇。^[18]其中《清凉》云：

“清凉月，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洁。今唱清凉歌，心地光明一笑呵。清凉风，凉风解愠暑，气已无踪。今唱清凉歌，热恼消除万物和。清凉水，清水一渠，涤荡诸污秽。今唱清凉歌，身心无垢乐如何。清凉，清凉，无上究竟真常。”

        这是典型的《护生画集》字体，其中“清”、“到”、“明”等字出现了简写与连笔的情况，但大体上仍延续了标准“弘一体”的写法，线条粗细也较为匀一。《花香》云：

        “庭中百合花开。昼有香，香淡如；入夜来，香乃烈。鼻观是一，何以昼夜浓淡有殊别？白昼众喧动，纷纷俗务繁。目视色，耳听声，鼻观之力，分于耳目丧其灵。心清闻妙香，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古训好参详。”

        字形趋于瘦长，单字结构更偏含敛内擫，但笔画线条匀一，笔毫全然铺开，这显然是碑帖圆融的表现形式。成熟“弘一体”这种碑帖圆融的写法，在气息上端正平和，笔画匀一而显得不急不躁，再配合弘一惯写的佛经、悟道题材，形式与内容已经实现了高度统一，使得他的书法兼具形式美感与精神意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也是从1932年开始，弘一的信札风格也发生了剧变，渐渐和写经书风趋于一致。1932年弘一信中云：

  “行李数件。乞永川轮船稽查员陈居士，带至至温州。送交大南门外飞霞洞前面（即是以前居住之处）庆福寺内主持因宏法师收。费神，至感。弘一敬托。”^[19]

从信文中可以看出，弘一与陈居士应当很熟悉，语气也十分谦和。在这封信中，字形已经完全变为竖势了，笔画多中锋入纸运笔，起笔与收笔均准确到位。笔画匀一而缺少变化，刚柔相继，清腴干净，单字右肩呈外托圆转状，显得神态安详，气息平和。与前一阶段不同，白马湖时期的“弘一体”更加统一，不仅写经书法尤其适合，包括日常较为随意的信札，用笔、气息也随之改变。

五

1942年十月七日至十日这四天，在弘一的书法生涯中至关重要，因此这短短四天有必要单独列为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仍属于“弘一体”阶段，最重要的有两件作品，一是十月七日（农历八月廿八日）写在一个废旧信封上的临终遗嘱，书云：“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皆不得干预。”并致刘质平信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20]一是十月十日（农历九月初一）下午写在为黄福海题纪念册草稿的废旧稿纸上“悲欣交集”四字绝笔。弘一这两件书法一反常格，并没有用最具代表性的“弘一体”书写，而是全随性而出，再不讲求章法结构与用笔。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弘一虽然病重且自知不久即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他却并非不能运用造诣熟稔的“弘一体”来书写。从这一角度来看，“弘一体”实际上仍是弘一毕生对于书法创作实践的审美追求，而既然是追求，则必然要有后天人为锤炼以及控制的痕迹，必然有刻意为之的心态。临终时写下“悲欣交集”的弘一，此时他的心境虽然不得而知，但必然是最真实的弘一，其书天然放达，了无挂碍，具有极高的精神内涵。可以说弘一这一阶段的书法，才是真正意义上出乎本心最真实的个性书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书合一”。 

参考资料：

[1]见于《弘一书法研究》

[2]弘一书《地名山名及寺名院名略考》，见于《温州博物馆平湖李叔同纪念馆珍藏弘一大师墨迹》，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3]见于《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同上。

[5]原作见于《夏丏尊旧藏弘一法师墨迹》，华宝斋书社，2000年版。

[6]同上。

[7]同上。

[8]见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转引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9]见于林子清编注《弘一法师书信》，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见于胡宅梵《记弘一大师之童年》，转引自《弘一大师永怀录》，上海佛学书局，2005年版。

[11]见于吴雁诗、黄明编撰《中国状元谱》，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

[12]见于《温州博物馆平湖李叔同纪念馆珍藏弘一大师墨迹》，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3]相关资料见于方爱龙《弘一书风分期问题再探讨》，转引自《中国书法》，2015年第7期。

[14]以上三处引用均见于马一浮《跋弘一〈华严集联三百〉》，原作见于2011年上海天衡秋季拍卖会。

[15]见于《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6]见于《温州博物馆平湖李叔同纪念馆珍藏弘一大师墨迹》，2010年版。

[17]同上。

[18]此集与其后内容引用均见于弘一《清凉歌集》，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

[19]见于《温州博物馆平湖李叔同纪念馆珍藏弘一大师墨迹》，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