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是五体之祖，通常分成大篆和小篆两大类。秦统一前的包括甲骨文、金文、六国文字等所有文字形态在内的古汉字全部称为大篆，小篆特指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实现文字统一的通行文字。篆书历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代的不断发展，从大篆到小篆，由草而工，最终达到了和谐、规范和整饬的形式美的极致。然而，艺术形式雅化到极点的结果却往往意味着形式的终结。当高度法度化、完美化的小篆在秦代登峰造极之时，随之而来的就是篆书和隶书的并行不悖。
汉代篆书的应用遍及汉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书法艺术也在继承了秦代小篆写法的基础上有了更高的审美追求和技术表现。笔画一改秦篆的玉箸式样，提按波变，跌宕流动，充满了节奏变化。 《袁安碑》 《少室石阙铭》等篆书，是汉代篆书的大宗。碑版、碑额题字风格丰富多变，一碑有一碑之面目。《西狭颂》碑额篆书，方折处挺出而轻灵，圆转处劲健而飘动，结体严谨活泼，呈现出恣肆雄伟的气象。 《华山庙碑》《郑固碑》 《韩仁铭》 《孔宙碑》等碑额及其字势取纵势长方，笔画纵向者中段提细，纤劲刚韧。 《张迁碑》篆额，其用笔方圆兼备，藏露互现，俯仰得体，笔势起伏屈伸，结字亦茂密。另外，汉代瓦当篆书和镜鉴铭刻篆书内容、形式多样，出土数量极多。这类篆书能够随形布势，增删就形，新奇可爱，活泼多变，独具匠心，是汉代特有的类型。鸟虫篆的笔画作鸟、虫、鱼状，更是将篆书的装饰意味、浪漫色彩发挥到了极致。缪篆屈曲回环，随形布势，随意生态，多见于汉代砖铭和画像石题铭篆书，与碑版、碑额篆书相比，少了书写的意味，却多了几分匠心，将数量不多的文字安排在一起，互相咬合、互相牵制，显得浑然一体、雄厚苍茫。
当代篆隶创作进入了一个大变化的时代，注重篆隶结合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将篆、隶书的笔意融合起来进行创作，这一现象无疑是“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思想发扬光大的途径之一。隶生于篆，尤其是早期的汉隶，和篆书密不可分。即通常所说的“篆隶不分家” 。在充分了解篆隶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可以取得一般状态下所得不到的艺术效果，增加意想不到的审美情趣。我的对联就是一种尝试。用笔上着意表现为笔画的圆浑，多用中锋，起笔时主藏而稍露，力避雷同，收笔处或作悬针，或为垂露，姿态万千，转折处或提或按，方圆兼备，虚实相生。结体上方折体势较多，兼取圆势，借助隶书方正严谨的结构，一个字之中既有篆法，又有隶意。虽然是篆隶杂糅，但整体上显得协调。有时因为书写迅速便捷，自然会增加一些行草书的笔意；与此同时，还会呈现金石味，增加作品的视觉冲击力。
这当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方圆处理的自然协调。不妨对照清周星莲《临池管见》所言：“古人作书，落笔一圆便圆到底，落笔一方便方到底，各成一种章法。 《兰亭》用圆， 《圣教》用方，二帖为百代书法模楷，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欧颜大小字皆方，虞书则大小皆圆，褚书则大字用方、小字用圆。究竟方圆，仍是并用。以结构言之，则体方而用圆；以转束言之，则内方而外圆；以笔质言之，则骨方而肉圆。此是一定之理。又晋人体势多扁，唐人体势多长。合晋、唐观之，惟右军、鲁公无长扁之偏，而为方圆之极则。 ”二是笔画的疾涩、筋骨相匹配。卫夫人《笔阵图》认为： “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 ”所谓“筋” ，就是点画坚韧道劲、具有弹性；所谓“骨” ，就是点画坚实有力。筋和骨都是笔画具有力感的主要因素，成为用笔技巧的重要典范，构成笔画力感美的因素还有“立体感”和“涩感”等。正如米芾说：“得笔，则虽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则虽粗如椽亦扁。 ”所谓的“圆”即“立体感” 。具有“立体感”的点画往往深沉厚重，即使细如发丝，也有“入木三分，力透纸背”之妙。扁薄浮浅的笔画，写得再粗，也会像条布带，毫无力感可言。所谓“涩感” ，是点画线条似乎遇到阻力，挣扎前进的表现给人心理上的一种力感。刘熙载《书概》中说“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与力与之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 ，便是对“涩感”这一审美意趣的追求。篆隶书尤其注重这一点。一旦成功做到这两点，笔法、结体方法皆源于自己对篆书结构之美的理解与运用——以气驭笔，求得清爽、凝练，对于内蕴的笔墨之意，努力追求“体现”而非“表现” ，含而不露，即使形似偏锋，实则中锋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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