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发神谶碑》

纵观清代隶变，从审美与出新高度上分析，应推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为代表性书家。他们在隶书创作中所实践的行草风格，简帛风格，篆籀风格，成为清代隶书中兴的主要风格而启迪后来。

三

当代书法艺术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至今天，已愈来愈显现出纯艺术化的现象，隶书创作所呈现出来的多元取向与多元风格已是顺应了时代发展与艺术审美的潮流，艺术创作方法的探索已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如书隶笔法丰富化，隶形构造个性化，章法经营新颖化，墨法对比强烈化，审美需求多元化等等。当代隶书的正变之途，一方面应溯本追源，多从隶书本体中探索隶书创作的新途径。另一方面要整合中国文化史、书法史中提供给当代的隶书资源与经典精华，构成一个大隶书范畴，对隶书的优秀传统进行深层次的挖掘融合，力争在高层面上创作出当代隶书精品。当代隶书创作，仅就隶书风格而言，主要为：有承清人路径，直溯汉碑隶书者，谓汉碑融隶；有以出土简帛牍书相融汉碑隶者，谓简帛入隶；有承邓石如、伊秉绶余绪，以篆籀意融汉碑隶者，谓篆籀入隶；有提倡以印章意蕴入汉碑隶者，谓以印入隶……。总之，当代隶书创作中诸风格之探寻，皆是以汉碑隶为基，以隶书本体为根本，且多承清人路径，意参书法诸体，融入时代风尚，力求走出一条既合时代精神，又有个人风格，既不雷同于汉隶，也有区别于清隶的隶书创作新途径，应称为有意义的探索。

汉碑融隶。以汉碑隶互融，弘扬博大厚重之汉隶之风，此应成为当代隶书创作之基本。正大气象是汉碑隶书的一种庄穆与端肃的质地，是汉碑隶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品质。因汉碑是当时官方倡导的正统文化与艺术品格，它具有正统的历史地位，在书法艺术中亦具有正统书体的示范意义而作为楷则传播，成为人们的习隶范本。清人王澍曰：“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汉碑隶书之所以能成为“隶法之极”，其主要原因在于汉碑隶书是前所未见的书体，具有原创意义。康有为甚至直接认为，汉碑隶书中存有篆、楷、行三体。《陠阁》、《夏承》等为汉碑隶中之篆；《张迁》、《孔彪》等为汉碑隶中之楷；《石门颂》等为汉碑隶中之草。因汉碑隶书的艺术感染力摄人心魄，千古流传至今而繁荣，因而，当代隶书创作遵循“隶宗汉”之旨，直掇互融汉碑隶书精粹，当为正选方向。即便是学习清隶者，其目的也是“循清溯汉”，而非止于清隶。

《陠阁》

《夏承碑》

《张迁碑》

《石门颂》

简帛入隶。二十世纪初以来，出土了大量古简帛牍书等文物，战国中晚期至东汉碑隶之前的隶变实物中所存在的有关隶书笔法、结体、章法、审美意趣等方面的史料，大大丰富了东汉碑隶的文化内涵，艺术审美与隶书技法。从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简帛牍隶书的历史要早于汉碑隶书。隶书是一个大的范畴，它分为简帛牍隶书与碑刻隶书，汉碑隶书只是隶书刻在石碑上的一种形态，多为纪颂功德，因而端庄肃严，循规守距。简帛牍隶书运用于日常，属日常书写，因而书写性强。以东汉隶书为例，东汉《威武汉代医简》，线条藏露映带，结构疏密活泼，章法自然灵动，书风淋漓尽意：而东汉《张迁碑》则是线条沉着稳实，结构苍古方整，章法布置有度，书风雄厚朴茂。可以看出简碑隶书相较，一随意，一循规，一潇洒，一端严，艺术互融性空间广阔。清代隶书家限于时代条件，其隶宗汉，主要是师法汉碑。汉碑隶经过2000余年的岁月洗礼，斑驳陆离与真实的汉碑面貌已有差距，清人师法时，需透过岁月风尘，透过刀刻痕迹来窥测汉碑隶的本来面目，而大量古简帛牍书的出土，揭示了汉碑隶与墨迹简帛牍隶书之间的差距与隶变的真实轨迹，使当今书隶者的取法条件，大大优于清人。当代人可取汉碑之博厚，融古简帛牍书隶书之自然，尽情营构出博大灵动的时代书境。当代行草意入汉碑隶书，与简帛牍意入汉碑隶同理。以行草意入汉碑隶，通过对空间布白的精心安排，甚至对线条、块面、墨色的变化夸张，通过用笔节奏的轻重提按，笔速的缓急控制，营造出强烈的视觉效果，这正可合拍于当代快节奏发展的时代步伐。

篆籀入隶。隶书中的主要艺术精神是篆。书隶时运之以中锋，方显内涵。篆书的主要笔法中锋，需在行笔时裹锋牵引着笔锋运行，谓篆引，因此篆书笔画平直圆均。而隶书因其特征“蚕头燕尾”的造型需求，运笔时需逆入藏锋，然后逐渐铺开笔毫运行，作“燕尾时”逐渐向右或右上收毫，这就产生了用笔的提按，轻重，粗细等笔法。篆籀入隶，书隶时可中锋与铺毫并用，笔法变化多样。篆书笔画，纯中锋主圆，而隶书有铺毫，转折处有方折，出现了方意笔画，二者合之，使隶书呈现出方圆并施之势。在结构方面，篆书应用篆引笔法，结字时下引，结体成纵势，即长方形：隶书结构则是八分势，左伸右展，呈横势，扁、方形。以篆籀入隶，隶书结构就既有篆书之长方形，亦有隶书自身之扁方形，兼有介于长、扁中间状态的方形，大大丰富了隶书结构框架多样化。若追本溯源，汉碑隶书中已存有篆籀意味的隶书，如《石门颂》、《好大王》、《杨淮表记》、《袁敞碑》等，笔画取篆籀意而结体为隶风：另有如《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等，以隶书笔法搭篆书结构；而《夏承碑》则是直接篆隶意相融而书之。再从前述清代隶变篆籀风格代表书家邓石如、伊秉绶的成功实践中可以看出，篆籀意味可以使隶书线质浑厚中注强筋；使隶书结体方整中增圆润；使隶书章法谨严中有灵势；使隶书审美朴茂中现高古。简言之，篆籀入隶为书隶佳径之一。

《杨淮表记》

《伊秉绶》

《袁敞碑》

以印入隶。清隶是继汉隶高峰期后的一次中兴期。阮良之先生在“循清溯汉”的隶书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有意义的史实，就是清代隶书名家皆是篆刻名手。他们中如郑簠、高凤翰、汪士慎、金农、高翔、桂馥、邓石如、黄易、奚冈、陈鸿绶、吴让之、胡震、钱松、赵之谦、吴昌硕……皆能印隶相融，成就斐然。篆刻艺术与隶书艺术同步，共同经历过汉代高峰期、明清中兴期之后，在当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繁荣期。从古玺到当代篆刻，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篆刻艺术作为一门现已独立的艺术门类，其丰富的内涵与日臻完美的艺术因素，已具有了反哺书法艺术的资源与能力。庞大的篆刻艺术文字群等等独特的艺术因子，对于隶书创作来说，是一种极具特色的艺术宝库。“篆隶相融，以篆入隶”之“篆”，应包括篆刻艺术之“篆”。将篆刻与隶书艺术因子互融，“以印入隶”，弘扬篆刻艺术书法美，取法篆刻艺术经典精华，为当代隶书创作助力，可使极具特色的篆刻艺术之美融进隶书艺术中，经过隶书家们的努力探索与融合，亦将成为隶书艺术“出新”的积极因素。为此，阮良之先生提出“三化三气论”，即一是以印意“古化”隶意，增强“金石气”。二是以印意“雅化”隶意，增强“书卷气”。三是以印意“端化”隶意，增强“正大气”。横平竖直乃篆隶书创作中保持“古雅正大”气息之底线，而以汉印文字为主流的篆刻文字则是横平竖直的典范。笔者以为，阮良之先生所论“以印入隶”理念，可供以思，可为一途。

综述之，纵览汉隶、清隶经典以及当代成功的隶书作品，其关键在把握艺术格调，即“古雅正大”之品格，当代隶书创作古雅正大之格的追寻与获取，首先还是要秉承尚古精神，回归传统，回归汉隶，回归理性。传统隶书主流共性是大海，隶书家创作风格“个性”是杯水，个性只有依赖共性才会有保存流传的可能性，这如杯水若脱离大海将干凅，而大海纳杯水将不断有容乃大同理，这也是隶书艺术创作与出新之间互为依赖的辩证关系。相信经过不断努力，当代隶书创作能沿着健康之路不断发展，并将在发展正途上不断出新。

汤永志，号汲古斋主、抱山堂主。现为《中国书法大厦报》副总编、执行主编，中国书法大厦理论研究部副主任，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第六届篆刻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安徽省铜陵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