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以”新论融书印

——读《以印入书 以书入款一一阮良之书印论文选》

涂道亮

《以印入书 以书入款一一阮良之书印论文选》是阮良之先生继《阮良之印选》、《明清徽皖篆刻简论》及《阮良之书印选》之后的又一部学术专著。安徽美术出版社秉持守正创新出版理念，将作者论家丶书家丶印家特色与专著整体设计互融，使该书形式特色彰显，令人耳目一新。

阮良之先生，字汪张，号两以，斋号三四堂，现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安徽省政协第九、十、十一届常委，铜陵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铜陵市书画院院长，铜陵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并曾获安徽省自学成才一等奖。

阮良之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书法家、篆刻家、篆刻理论家。他长期致力于徽皖印人及流派的研究，早年曾提出明清徽皖篆刻六大家六大流派的观点，影响颇广。在书印创作上，他继承邓石如书印创作理念，从邓石如启蒙而博涉徽皖诸家。近年他又提出“两以理论”（以印入书、以书入款），发展完善了由清邓石如实践，魏锡曾总结的“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理论，为当代书印研究与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和创作模式。阮良之先生的治学特点是以理论研究同时也助推他的创作实践，又以创作实践反过来印证其理论，读他的专著可以处处体味到他对书印研究的真知灼见和对“两以理论"的新独思考。

《以印入书 以书入款一一阮良之书印论文选》共分三部分，汇集论文14篇，约20万字，时间跨度二十余年。全书无论是对书印史的研究，还是对书印创作审美与技法的剖析，都以书印相融为主旨。第一部分系统论述了“两以理论”以及由“两以理论"衍生出的“印外求款”等。第二部分书论和第三部分印论，主旨皆是为其论证第一部的一论点所作的前期理论积累，全书论述宏阔，新意迭现，洋溢着浓厚的学术气息。

一

清邓石如篆隶相融，以书入印的艺术实践，开启了篆隶书法与篆刻艺术的新气象。后经魏锡曾归纳为“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艺术理念。阮良之先生在研究邓实践与魏理念过程中感到，150余年来，“印从书出（以书入印）”的理念被发扬光大，传承至今。但“书从印入"理念往往被忽略，或被笼统含糊地理解成“印从书出（以书入印）”，阮先生认为这是需要厘清的一个理论认识问题。阮先生探索提出“书从印入（以印入书）”的艺术思考，并以“以印入隶”为切入点论述与实践。阮先生首先梳理了“印从书出(以书入印)”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以书入印”的源头可上溯至战国古玺，古玺艺术已经是以书（金文书法）入印（古玺印)了。汉印入印文字即汉缪篆，是由篆书隶化而来。也就是说，春秋战国秦汉时期，虽不见“以书入印”的提法，但已在“以书入印”的实践。阮良之先生还进一步论述“篆”、“刻”、“铸”与古玺的艺术高度和神秘性之关联，并对印章艺术自三代战国古玺、秦汉印章、三国、二晋、南北朝、隋唐、宋官私印等论述论证，认为早期书印相融的无意性和去功利性，属非自觉艺术期。阮良之先生在承古中求铸新，以隶书创作为“以印入书”的切入点，提出"以印入隶，弘扬篆刻艺术书法美”，尝试为当代隶书的守正出新提供新视角。阮先生梳理了隶书与篆刻的紧密关系，论证了东汉是隶书（隶意）、缪篆、汉印三位一体的全盛期，明晰了汉隶、缪篆、汉印兴起的原因及其之间的联系，阐述了缪篆是将隶意以篆书意味表现以适应汉印形式的结果。受隶变的影响，为其“以印入隶”创作实践做了理论准备。阮先生认为，学习隶书，面对浩如烟海的优秀传统，如何继承，如何出新，既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生搬硬造，只有把握当代人的审美和情操，倡导正能量，高举主旋律，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佳作。而具体到作品，其关键在把握作品格调。阮良之先生将其归纳为“古、雅、正、大”之格，并将“古雅正大”分解为“四气”，即：古主要表现为“金石气”；雅主要表现为“书卷气”；正为“正气”；大为“大气”。隶书作品若能具有此“四气”，亦可以有效地防止浮薄、野俗、做作等弊病，从而使隶书艺术沿着健康之路不断发展，并将在艺术正途上不断出新。

关于"以印入隶"，阮先生还认为，隶源于篆，篆隶互融之”篆"应包含篆刻之"篆"，如此便能將包括春秋战国古玺、秦汉印章、明请流派印风至当代篆刻中这一大类印章篆刻文字，以及篆刻艺术中诸多美的因子，皆纳入融隶之篆。将简隶(墨迹隶书)、碑隶(石刻隶书)、篆刻艺术互融，为当代隶书出新提供新的生机。

关于"以书入款”、"印外求款"，阮先生认为，历来论述"以书入印"、"印外求印”理念，大多将此理解成"以书入印面"，"印外求印面”，而对篆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一印款艺术则往往忽略。一方"印"，是由"印面文字”与“印侧印顶诸体书法印款"组成，这两者是不可分割开来的一个整体。明清诸文人印家，包括邓石如与赵之谦等，“以书入印”、“印外求印”的同时也“以书入款"、“印外求款”。因此，"以书入印"应包含“以书入款"，在“印外求印"应包含“印外求款"，対此理念的完整理解、论述与实践，将有利于书印艺术的健康传承与发展。

二

《以印入书 以书入款一一阮良之书印论文选》是阮良之先生多年来书印创作实践的理论见解，很多观点都是为解决他自己实践创作中所遇到的困惑，并在疏理书印史发展历程中，不断发现新观点，并将其融于创作之中。

在《论青铜器造型与金文审美风格内在一致性》一文中，可以看到他对艺术门类的交叉研究，并在不同物质中寻找相融的切入点，以达到审美内在的统一。通过对青铜器铭文的审美解读，认为商前期青铜器造型轻薄，纹饰质朴，多无铭文而铸族徽或近似文字的文图，商后期器形厚重庄严、纹饰多采，铭文书体形体丰厚。西周前期器形凝重华丽，铭文雄健深重；西周中后期与春秋前中期，器形风格趋向简朴，铭文端庄规整。春秋后期至战国及秦汉以降，随着青铜器功用及器形的变迁，兵器文字、铜镜文字、玺印文字等均从属其实用的器形变化而变化，青铜器造型与金文书法风格趋向多元。金文书法上承甲骨文，下启小篆、隶、楷诸体，具有诸书本体的中介质之意义。阮良之先生认为，青铜器造型与金文书法都是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而蜕变，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审美的一致性。他在《论隶变纵深意识的演化》一文中，更进一步阐述他对隶变的认识，如果前篇是从本体去挖掘可资之用，那么此篇则探索从理论到隶书的意识存在。他认为隶书滥觞于先秦，成熟于汉代，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时期，以隶意为契机，使各种书体逐渐走向自我完善并分化独立，揭示出隶变精神使隶书意识呈自然状态的惯性承传。在当代隶书创作中，隶意已逐渐转化为一种隐性手法或曰现代潜意识因素，融入书法创作中，和当代的书法之诸体和合而成为一种有机形式。

在《古玺艺术直融性论》一文中，他从先秦思想文化入手，提出了古玺艺术从审美理想到形式构成，都接近于人——社会——艺术三位一体化的终极关怀。他从阴阳说，五行说、以及“中行”思想来强调中华文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必导致文化价值取向。从艺术哲学上讲，对古玺艺术的美学价值以及其后来的篆刻艺术审美意识、观念和创作的影响则主要源于道家思想。其中阴阳学说最能表明先秦文化的神秘特征，代表着先秦先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思想。阮良之先生认为，哲学观念总蕴含着审美观念，美学思想实质上就是哲学思想在文艺中的折射，古玺艺术的审美理想亦折射出先民们对自然物象的半抽象与抽象形式的理解。而这种“象”，与中国书印是暗合的。由于他接近了艺术的本质，故对古玺的混沌性、装饰性、先导性以及在创作中取舍，能化古出新。他提出学古玺的几大要点即在审美上要直溯源头，在气格上要取金石气，在创作上要直取自然造化，并强调直融当代审美，并做到自由达情至性，注重形式美化，章法的灵变多姿，这样就构成了古玺艺术与当代篆刻精神内涵古今一贯的血脉关联，虽然讲的是艺术，却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优秀承传。

专著对明清书法、篆刻家的个案研究也是独具特色的，主要集中在朱简、程邃、邓石如等几家论述中。例如我们通常在读朱简的篆法时，总是说他取赵宧光的草篆入印，别开生面。而阮良之先生对朱简的篆刻理论和篆刻作品加以分析，认为朱简只是取赵宧光“草篆”之意，而非取赵宧光“草篆”之形。朱简是按照他自己提倡的“便用”准则，灵活运用古玺汉印至元明各种篆法，并在篆刻过程中实践“笔意表现论”，是个性篆书在篆刻实践中的体现;对程邃“参合铭文与大小篆入印”的篆法新举， 阮良之先生指出，青铜器造型与金文风格的演变存在着审美上的内在一致性，随着祭祀器、盛食器、兵器、铜境、玺印等器物造型的变化，作为附着物的文字的风格也自然地多姿多彩。尤其是古玺文字篆法的丰富多采，章法的参差错落，造就了古玺艺术开放自由、跌宕多姿的时代特征和古拙雄奇、博大灵变的艺术风格。程邃也正是汲取了青铜器铭文自由灵变的特性，不拘一格，大小篆兼用，同时其刀法多用涩刀，恣肆豪放，风格苍茫，影响深远；谈到邓石如印风对写意印风的启示时，阮良之先生认为，中国篆刻史是一部写意与工稳风格相互转换为主导印风的发展史，并认为写意印风是时代审美意趣的体现，充满了活力。邓石如在理念与实践方面的创新，对写意印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阮良之先生对当代一些写意印风的鼓吹者所强调篆刻的美术化及讲究视觉，注重形式上的效果，甚至淡化文字，认为这些是不可取的。他认为，书法以“字”为基础，篆刻也是有篆有刻，才构成这门艺术的本体，而淡化“篆”的功能，甚至取消文字在篆刻艺术中的地位，其实就是抹杀了篆刻艺术本身。他们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无字的“篆刻”，其实己经不是篆刻，也不应该称之为"篆刻”，而应该是其他一种艺术形式。因而阮先生通过多年对邓石如印风的深入研究，并引伸出代书印的独特思考，提出"两以"理论，是值得我们思考借鉴的。

三

阮良之先生是一位勤于思考的自学者，对艺术研究与创作十分认真。他注重古为今用，根据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提出“技术——艺术——学术”以及与之相应的“作品——精品——经典”的“三层次论”，主张艺术家应以学术之“新”铸艺术之“独”，强调艺术之大道在“正变”，正变之源为“博”与“厚”，正变之果为“经典”等论点，并将这些理论用于实践。阮良之先生的学术与实践，重在一个“化”字，他善于借助古代书印的象来进行数的演变，从中导绎出理之规律，最后“化”为自己所需。他把种种古代的书体、印章做为参学的条件，而最终参悟出自己的见解。在诸多书印论文的标题中，他总是喜用“互融”“演化”“宽容性”“直融性”“同共同新”等包容性的词组，从中可体会阮良之先生的匠心。他努力寻找艺术共性，打通各艺术之间的内在精神，试图通过新的书印图式的创变来诠释中华文化的密码。近年来，阮良之先生的“两以理论”（以印入书、以书入款）使书印的触角更广泛更深入，不仅承继前贤，发扬前贤，更是以自己实践探索验证之，给当代书印及印款艺术研究与创作提供出新的视角与启示。阮良之先生的篆刻创作便是基于这一理念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印风。其印面印款讲求“以书入印、以书入款”，方寸之间，正大气象。既重印字书写，篆隶相兼，又重空间布白，疏密对比，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实将邓完白之主张推向极致。尤具特色的是阮先生的印款艺术，他将自已倡导的"以书入款"理念融化进自己的印款创作。特别是近年来，其印款内容皆是他的“两以理论”论文，其印款书体则是他“以印入隶"后的刀镌"阮隶"体，动辄四面刻满数百字，洋洋洒洒，文采刀笔并现，极具个性艺术特色。其书法主张“以印入隶”，以缪篆之法写隶，以书简之法行篇，又融草法之变以求生动。行笔如走刀，稳以实，刚以劲，结字求宽博，突破左右横向边界，又以纵向之笔夸张以得率意，纵横变化，章法以安排求整饬，整篇又以草法求变，寓动于静，以动破静。“以印入书”兼之深厚修养，出以方正宽博之气。

苏东坡曰“古人论书，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故儒家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首讲立人，而后立艺。阮良之先生人生、自学历经坎坷，然他困不失志，造就了他越挫越奋的底气，涵养出他立人立艺的品格。当代六产理论开创者，复旦大学一级教授张来武先生在《以印入书 以书入款一一阮良之书印论文选·序》中称阮良之“不仅是艺术的思考者，也是实践者，更是艺术的超越者”，诚哉斯言。《书画世界》执行主编、著名评论家秦金根博士在《以印入书 以书入款一一阮良之书印论文选·跋》中对阮良之书印艺术做了全面中肯的评价“阮良之以继承乡贤邓石如为己任，以理论研究为先导，以躬身实践为验证，专研求精微，融合求通变，终身求之。阮良之为艺，从业余始，将以专精终；以工人始，将以成家终；以刻印始，将以篆刻艺术终；以实践始，将以理论与实践结合终；以印始，而将以印、书、论融合终，其于当代，亦鲜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