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藏本”《雪浪石盆铭》拓片（局部）

     《雪浪石盆铭》由苏轼撰文并行书书丹，原在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自出现以来，一直备受学者和书家重视，王昶《金石萃编》、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和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等金石著作皆有著录，拍卖会上也时有出现。它之所以吸引人，除了从来不乏追随者的苏轼之外，还与其非常特殊的形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石刻形制除大宗的碑碣、墓志、造像、画像、经幢之外，石盆并不罕见。一般石盆、石座、石香炉等实用性石刻，刻字多数为勒工名，或为说明器物名称，或交代制作时间，刻诗文者本就少见；而刻字之处，多在器皿之底、侧，或器身较大的平面处，似《雪浪石盆铭》这样刻于盆唇者极其少见，这倒正与苏轼从来不走寻常路、最爱标新立异的探索精神颇相吻合。

王昶《金石萃编》内页

雪浪石和雪浪石盆

    苏轼一生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多个艺术领域展现出过人的才华，为人生性耿介、不随时流。这样的才识与个性，注定了他一生仕途坎坷。幸其生性旷达，为人宽厚，虽多次被贬，但历任州郡多施惠政，赈灾济困，兴修水利，很多设施泽被地方，至今为当地百姓所怀念。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苏轼乞外补，九月，以两学士知定州。定州为中山故都，历史悠久，文物荟萃，深得苏轼喜爱，以高才治小邑，游刃有余。上任不久，定州军政焕然一新，苏公亦深得民心，如今去探访定州古城，当地百姓会对东坡双槐、中山松醪酒等津津乐道，颇为自豪，其中，“雪浪石”是与苏轼相关的最著名的遗迹。

    雪浪石是苏轼在中山后圃得到的一块黑地白脉的美石，他颜其室为“雪浪斋”，并作《雪浪斋铭》：“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云。”

    为盛养这块雪浪石，苏轼专门在曲阳找了一块白色的大石，琢为玉盆，道光《定州志》卷五“古迹”中载：“中山后圃在州治后，苏文忠公于此得多叶杏、雪浪石。”[1]并专作铭文，刻于盆唇，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雪浪石盆铭》，其铭曰：“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此铭盛赞了雪浪石纹理之美妙，不亚于以画水见长的孙位、孙知微两位蜀地画家的大作。此刻身处定州的苏轼，不仅仅尚有闲暇寄情山水奇石，亦是以此石寄托怀念家乡山水之情，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苏轼感觉形势不利，自请外放定州，但此铭刻后不久，即被谪英州，人尚未到任，旋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轼不得不离开任职尚不足一年的定州，南下瘴疬横行的蛮荒之地—惠州。苏轼喜爱美石，尤爱雪浪石，他流放海南时曾作雪浪石诗以慰其思乡之情[2]，雪浪石也因苏轼而出名，现存雪浪石不只一块，南京瞻园有一块“雪浪石”，石左下方角有“东坡居士书”字样，笔者在镇江金山寺亦曾见过刻有铭文的雪浪石，亦称苏轼所藏，但盛放雪浪石的大石盆，却只在定州古城有。

定州众春园雪浪石盆及盆唇（局部）  胡湛供图

     苏轼在定州才数月，遇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先被贬惠州，再贬儋州，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直至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徽宗继位，遇赦北还，归途卒于常州。苏轼离开定州后，雪浪石和雪浪石盆因岁久而湮没，“绍圣元年夏四月，公即以是时落学上职，贬知英州。岁久，盆石俱湮。万历庚辰（一五八〇）真定令郭衢阶至定，忽于土际见盆稜，起之。迨丁亥（一五八七）知州唐祥兴复得石，喜语衢阶，因记其事于斋壁。”[3]“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初，临城令宋庆业自定州移雪浪石于临城，建亭凿池。宋去后，变为马厩，皁石栈石，亦仆土中。”[4]此后，雪浪石被移至众春园，但何时为何人所移，却有不同的说法，《直隶定州志》说是“本朝康熙壬午（一七〇二）知州韩逢庥始移石并盆于众春园，亦建雪浪斋，刻苏诗于石函，置壁间，深泽令海宁陈奕禧书。”[5]而《清仪阁金石题识》则有不同的记载：“乾隆丙戌（一七六六）肇州刺史李文耀复移置定州众春园。”[6]张廷济只说李文耀所为，但未说明是否连盆一起移置众春园，沈增植在《雪浪石盆铭》拓本题跋中说：“盆与石皆在定州，康熙初临城令宋庆业自定州移置临城，建亭凿池。宋去后变为马厩，至乾隆丙戌，赵州刺史李文耀始移回定州众春园，未几，又被磨毁。近日所传墨拓，皆重刻本矣。”[7]可知雪浪石与雪浪石盆同时移至众春园，此后不久，铭文被磨。则原刻《雪浪石盆铭》毁于一七六六年至一七九六年[8]之间。铭文为何人所磨？为何磨去？杨沂孙题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乾隆中叶盆无恙，忽有内监入祗园，少见多怪叱磨去，僧俗承意不敢言。”似乎为一内廷太监所为。

    《定州志》记载，定州有两个雪浪斋，其一“建于文庙后者，古雪浪斋也，苏文忠自为之，黄刺史志以‘雪浪寒斋’，为州八景之一；

     于众春园者，后雪浪斋也，即知州韩逢庥移置盆石所建，道光戊申（一八四八），知州宝琳重修。”[9]明代出土的盆和石移置至众春园后，至清乾隆年间复得一黑质白脉之美石，置于古斋中，称为小雪浪石，后又在古御书亭东边得旧碑，刻“雪浪斋”三字并雪浪石图，于是将其移嵌后斋之东壁。

     由此可知，《雪浪石盆铭》应该有两个，一是原刻，一是重刻。原刻当在众春园（据云今属定州武警部队医院）内，定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杨磊先生在《苏东坡之雪浪石》一文中说，雪浪石置于白质刻芙蓉石盆之上，石“高76cm，宽80cm，底围196cm；盆高60cm，直径136cm。盆外刻芙蓉两周，盆下为六角形基座，上刻波浪纹，盆唇勒苏轼题铭”[10]。但是这个石盆是否为原刻呢？

《雪浪石盆铭》原刻本与重刻本

      碑拓重原刻，所谓“原刻”，是指该碑最初的刻本，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原石，原刻拓本即从原石上所拓，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其中尤以孤本、珍稀拓本、初拓本和整幅本最为难得，因为我们可以根据整幅本悉知原刻的形制、尺寸、存佚字数甚至石花等详细情况。

“国图藏本”《雪浪石盆铭》拓片   卢芳玉供图

    俗话说“金石永寿”，但是金石经历千百年的风霜雨雪，存世十不足三，因原碑损毁或亡佚，依据墨迹、原石拓本或者碑刻文字重新摹刻，称作重刻。重刻时往往增刻题记，注明重刻时间及缘由。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这样著名的古碑，西安碑林有宋王彦超重刻西庙堂碑，山东城武有东庙堂碑；秦《峄山刻石》唐时已毁，宋郑文宝重刻于长安，再后绍兴、浦江、应天府、青社、蜀中、邹县等均有重刻，重刻不止一回。重刻时已无墨迹和拓本者，则据古碑文字重新刊刻，需要另人书写，则字体、行款及书法完全不同。原石不存，重刻也很有价值，但毕竟又经过一次人工，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自然不如原拓可信。重刻不同于翻刻，翻刻也称覆刻，按照原石拓本摹刻，翻刻往往原石尚在，故多无题记，翻刻本多用来冒充原石拓本，出售以牟利。例如《裴岑纪功碑》，原石损泐模糊，由于地处僻壤，善本难得，捶拓不便，遂出翻刻，充原石拓本以应四方之求。可见，翻刻与重刻原因与目的都不同。

    国家图书馆藏有《雪浪石盆铭》拓本十件，分为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直径在115cm至128cm之间，这种版本有九件[11]，这九件中，前两件将拓本剪为长长的一条，其余七件皆为圆环状的整幅本，尺寸的差别只是因为拓本剪贴和装潢过程中产生的差距，圆环状的拓片不同于长方形古碑或者正方形墓志，稍不留意就会出现尺寸的差别，但是不会太大，这九件都是同一版本。另外，与众不同的一种是裱轴930（以下称“国图藏本”），二轴，墨本直径186.5cm，此本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登帐入藏，账本记录此本乃“清理积压”所得，曾在国家图书馆百年纪念展中展出过。目前著录所见《雪浪石盆铭》拓本，还有一件与“国图藏本”相同，即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中的清拓割裱本，有翁方纲题跋和翁方纲缩临本（以下称“翁跋本”）。

“国图藏本”《雪浪石盆铭》拓片（局部）

     后人曾抄录“国图藏本”上杨沂孙、叶廷琯和沈曾植题跋，经翁方纲、刘铨福递藏，后曾流至日本，二〇〇八年马成名从日本征回，其年十二月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出现，由台湾商人以六万余元购得，此本字口清晰，可惜已被割裱。

     《雪浪石盆铭》原石已亡佚，如何判断以上两种《雪浪石盆铭》拓本何者为原刻、何者为重刻呢？二者最大的差区别就是悬殊的尺寸了，关于雪浪石盆铭原刻的尺寸，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最早的说明就是苏轼铭文中的“玉井芙蓉丈八盆”，一丈八尺，当指石盆周长，按：宋尺一尺相当于今日的31.6cm，则一丈八尺合今日568.8cm，那么直径就是181cm；《金石萃编》也著录了盆的尺寸，说“盆口圆二丈一尺四寸，宽八寸”[12]，“盆口圆”明指周长，按：清尺一尺相当于今日的32cm，则盆口周长684.8cm，直径有218cm；目前所见最早的题跋即是翁方纲题跋，其中也讲到了拓本尺寸：“自上‘尽’字内，至下‘存’字内，从径四尺五寸；自右‘原’字内，至左‘东’字内，横径四尺四寸五分；盆口宽五寸四分，合外内计之，须用圆石径围五尺五寸也。”[13]按此著录计算，拓本内径是144cm，外径176cm；以上三则著录，虽然略有出入，但是可以断定，原刻石盆直径至少在176cm以上。

     杨磊先生文章里，记录了今天众春园内所陈列的雪浪石盆尺寸是“高60cm，直径136cm”，显然与上述对原刻石盆尺寸的记载不符，反倒是更接近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其他九件，当是重刻本；而“国图藏本”与“翁跋本”就应该是原刻本。“国图藏本”中清人叶廷琯题跋亦有说明：“今定州学有重刻本，虽亦回环刻于盆口，而字体较小于旧刻者半，圆熟亦不类坡书，并疑盆非旧物，然赏鉴家往往误以赝鼎为真也。”可为一旁证。

但是还有一点疑问，“翁跋本”的尺寸与“国图藏本”尺寸差距有10cm之多，“国图藏本”外径186.5cm、内径157.5cm、拓本宽14.5cm。笔者比对了“翁跋本”图版与“国图藏本”，从字体到残泐处细节，皆可知这两种是同一版本，为何尺寸却差了10cm呢？

为方便理解，将翁方纲题跋辑录于下：

    苏书雪浪石盆铭五十六字，刻于盆口四\周。自上“尽”字内，至下“存”字内，从径四尺五\寸。自右“原”字内，至左“东”字内，横径四尺四\寸五分。盆口宽三寸（五寸）四分，合外内计之，须\用圆石径围五尺二寸（五寸）也。其高未见，不能\计，然大约亦须数寸或尺许。若选美石可\斵盆者，度其直不轻，是以姑用圆研代之，\缩临其字刻焉。以原刻之字已被俗人磨\去，拓本今存者至为珍罕矣，虑折迭易损\也，故剪开，稍依其原石弯环势粘于册，时\展玩之，而并绘此图于后，他日傥能依原\石尺寸仿而刻之，更当详加叙说，使焦山\瘗鹤之作，不得专美于前尔。（盆口宽三寸四分亦可，其实不止此，故并附记。）

    嘉庆元年岁次丙辰孟秋七月二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纲记于石墨书楼。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翁跋本”是割裱本，题跋中所述尺寸，皆是翁方纲据割裱本估算的，有些数据翁方纲自己亦不能确定，题跋里本身就有拿不定主意而写了两个数字的情况，例如“经围五尺二寸”，后又在“二寸”旁边改作“五寸”。《雪浪石盆铭》特殊之处在于刻于盆唇，传拓者仅需拓全文字即可，未必拓全整个盆唇，所以不同拓工所制作的拓本，因拓盆唇宽窄不一，尺寸肯定会有出入；第二点还是离不开此本的形状，因是圆形，所以盆唇尺寸差一分，则直径就差二分，而周长则会差出3.14分。盆唇有差吗？“国图藏本”盆唇拓14.5cm宽，“翁跋本”尺寸先写“盆口三寸四分”，后又在旁边改作“五寸四分”，最后在结尾又特加双行小字说明：“盆口宽三寸四分亦可，其实不止此，故并附记。”换算成今天标准，是在10.88cm与17.28cm之间，翁氏最后以为比10.88cm要宽，但是似乎达不到17.28cm，两个数字的平均值是14.08cm，较“国图藏本”略小；再次，整幅拓片制作割裱本的时候，为了照顾割裱本行字的整齐美观，会在字与字之间增加或减少黑底的部分。“翁跋本”为防止“折迭易损”，也为了展玩方便，“故剪开，稍依其原石弯环势粘于册”，那么，我们并不排除割裱的时候丢失了两字之间的黑底部分，再据割裱本还原成圆环时，自然导致整个圆环缩小了；最后一点，就是古人对尺寸的著录，往往只求大概，未必十分准确。

“翁跋本”《雪浪石盆铭》拓片  选自上海书画出版社《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

     由此可见，直径在180cm左右的“国图藏本”与“翁跋本”，是苏轼原刻本；而直径在130cm左右的《雪浪石盆铭》，是清重刻本。

“国图藏本”及题跋

     苏轼为“宋四家”之首，其作品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刻石、刻帖，不绝如缕，但是他的作品在其生前刻石并留到后世的并不多，主要原因是神宗元丰二年（一〇七九）“乌台诗案”之后，屡遭贬谪，又逢党禁，上了《元祐党籍碑》的黑名单，父子三人及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一干文人的诗文集和石刻，多被焚烧镵毁，其著名碑文如《表忠观碑》《醉翁亭记》等，均属后世重刻。而“国图藏本”和“翁跋本”《雪浪石盆铭》，乃东坡原刻遗迹，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无怪其一直颇受文物界和书法界重视。此本书法“瘦润清朗，全从虞世南出，颇有绵里裹针之势”[14]。

     国家图书馆藏清拓《雪浪石盆铭》为整幅本，虽裱为两轴，但并列悬挂则合二为一圆环。此本乃吴子重旧藏，杨子与题左右两端，其左幅右边题曰：“东坡先生雪浪石盆铭旧拓本左幅，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十月望日，暨阳吴子重装弆。海虞杨子与题识，李斗兰同观。”其右幅左边题曰：“东坡先生雪浪石盆铭旧拓本右幅，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十月望日，暨阳吴子重装弆。海虞杨子与题识，钱仲谦、赵次侯同观。”有杨沂孙、叶廷琯、杨恩海、李芝绶、吴大澂、沈树镛、陈承修等题跋及石渠、吴大衡等观款，钤“雪浪斋”“吴大澄”“谊卿”“清卿”“郑斋”“吉祥居士”“子与”“咏春”“芝绶私印”“缄闇”“石渠”“梅孙”“廷管字调生”“臣恩海”“鹤峰”“陈承修印”等章。

此本字口损坏较为严重，但字画较“翁跋本”肥满，难得之处是未经割裱的整幅本，在原刻石损毁的情况下，很好地保存了原刻的形态，且题跋众多，又钤盖苏轼“雪浪斋”原印，十分珍贵。今将诸家题跋、钤印内容辑录于后，并据撰文者生平及题跋干支括注公元纪年。

杨沂孙题跋：

   雪浪奇峰久化去，止余丈八芙蓉盆。赖有坡公铭刻在，回环可读手可扪。定州古院久供置，如古鼎甗盘罍尊。鬯酒公餗实已罄，云回雷转文未昏。又如飞仙既尸解，所居洞屋留乾坤。岂无邱垄藏体魄，难从尘坱追精魂。譬公证果归兜率，游历之境犹可论。杭颍常画等盆盎，迁谪游宦偶着痕。以盆寓石作宾主，如公得由为弟昆。离合成毁足悲忱，鸾凰失偶篪无埙。自公去定芸叟继，石势已变水不喷。不知何年就湮泐，偕公灵气归九阍。铭辞昭回五十六，芒角光怪珍与璠。迄今已逾七百载，纪年溯自绍圣元。暨阳吴君得旧拓，欣喜示我言烦冤。乾隆中叶盆无恙，忽有内监入祗园。少见多怪叱磨去，僧俗承意不敢言。鸿文一旦竟澌灭，奇迹终古连厄屯。或盆久畏棰拓苦，斫雕为朴避繁喧，或盆久耻文辞竟，销光灭迹逃批拫。盆石先离铭又沫，归之气数谁怨恩。自此拓本愈稀有，得者不异盆石存。装两巨幅绝奇特，如月生晕天仪浑。古镜悬空璧分合，无极太极剖混沌。爱古如斯岂数见，无独有偶惊愚芚，但求此日快心定，何计异日示子孙。莫愁屋窄不可挂，有友为子开衡门。煮茗酾酒集同调，编篱插枳启楹轩。即看粉壁埽百丈，古书名画悬缤繙。我将从君日谈燕，如庄得画期无谖。

   子重先生老兄教正。虞椒杨沂孙应题。（钤“吉羊居士”“咏春”朱文印）

叶廷琯题跋：

     坡公此铭字清劲秀伟，大似荔子碑笔意，且旧刻已磨灭，弥可宝贵。今定州学有重刻本，虽亦回环刻于盆口，而字体较小于旧刻者半，圆熟亦不类坡书，并疑盆非旧物，然赏鉴家往往误以赝鼎为真也。获观子重藏本，附识之。

戊辰（一八六八）季冬吴门叶廷琯。（钤“廷琯字调生”朱文印）

            时石渠同观并书。（此为石渠观款，钤“石渠”白文印、“梅孙”朱文印）

杨恩海题跋：

   仇池官府蓬莱仙，天风吹堕峨嵋巅。宫阙高寒厌岑寂，袖携群峰游世间。壶中九峰颇灵巧，珠宫两峰亦连娟。一峰忽自太行谪，适遇坡老非无缘。曲阳石盆天作合，题以雪浪铭其边。石交惜难久相聚，劳生又作罗浮迁。海外归来厌尘扰，与峰白日飞上天。人耶石耶杳难即，巨盆孤寂曰千年。剩有铭词在人世，吴君示我喜欲癫。忆昔先公守惠郡，坡老妙迹多流传。白鹤峰居今尚在，生我名我均取焉。逢公诞日集朋咏，酌公旧井曰廉泉。手植二松庙庭下，至今鳞甲当苍然。德有邻与思无邪，堂斋题署留摩镌。擘窠之字大如斗，拓本归里素壁悬。乱后屋庐填马矢，宝墨委弃空云烟。犹子（荫眉）居乡理残断，纸堆尚有数本全。见我爱古急相馈，如逢旧宝开欢颜。魏珠君莫傲齐陋，赵璧我亦夸秦还。白虹夜月起庭际，光气煜曜虞峰前。

     戊辰（一八六八）十月。子重尊兄大人出雪浪盆铭旧拓本见示，率成七古一章求教。鹤峰杨恩海。（钤“臣恩海”“鹤峰”朱文印）

李芝绶题跋：

     飞狐山色何峥嵘，直与太华相争衡。崩崖断石天半落，更无人识埋榛荆。坡公睹此诧奇绝，撵至座右逾晶莹。石间奔流尽水变，曲阳丈八盆相盛。天吴诡状出山骨，疑是鬼斧为扳擎。激以清泉灌其顶，迅若飞雨云涛生。自名高斋曰雪浪，盆边镌刻铭词精。未几迁谪公南征，芸叟接守盆石倾。作诗正欲寄岭外，公将归北俄骑鲸。招魂万里些词苦，人亡石在徒心怦。即今盆铭垂千载，回文雒诵鸣韶韺。吴君持示旧拓本，字迹剥蚀留精英，想见伏流漱寒玉，耳边还有飞涛声。

     戊辰（一八六八）十月题奉冠英仁兄大人指正。虞山李芝绶。（钤“芝绶私印”白文印、“缄闇”朱文印）

吴大澂题跋：

     昆仑之巅多白螭，下挟云气翻天池。丈八盆中吐奇彩，忽逢坡老来题辞。分明五色天堪补，却被女娲手攫取，数点残星归太空，一轮明月寒终古。珠已去兮椟则存，六十四字埋苔痕。荔子碑文各肥瘦，表忠观记同评论。岂知名迹还遭忌，何物刑余不解事。文章磨灭七百年，旧日盆铭今没字。既非牛砺与童敲，又不为雨淋日炙野火烧，峄山枣木空传刻，徒使人间鱼目来相淆！君从何处得纸本，烟墨如新完不损，琴川百里往来便，压倒行囊书一捆。我忆盆铭与塔盘，宝铁斋中同日观，大业七年绍圣元，一时璧合双龙蟠（昔年外祖韩履卿先生曾以雪浪石盆铭及上方山大业塔盘两幅命题）。呜呼！旧事如烟那足道，一歌再歌伤怀抱！安得寿如金石长相保！

     己巳（一八六九）初夏题奉。

     子重先生大雅正句。清卿吴大澂初稿。（钤“吴大澂印”朱文印、“清卿”白文印）

吴大衡观款：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初夏日，谊卿吴大衡观于止敬室。（钤“吴大衡”白文印、“谊卿”朱文印）

沈树镛题跋：

      坡公书自遭党禁后，存于世者十无二三，此雪浪石盆铭尚是原刻真本。盆与石皆在定州。康熙初临城令宋庆业自定州移至临城，建亭凿池，宋去后变为马厩，至乾隆丙戌，赵州刺史李文耀始移还定州，未几又被磨毁。近日所传墨拓，率皆重刻本矣。按：公于元祐八年甲戌以龙图、端明两学士出知定州，至明年绍圣改元，章淳用事，左迁英州，旋贬惠州。书是铭时为四月辛酉，盖公即于是月去定州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夏五月，子重先生出示是铭，整幅真本，因附书之，时同客吴门。沈树镛。（钤“郑斋”白文印）

陈承修题跋：

     雪浪斋印边刻一“轼”字，潍县陈簠斋介祺旧物，向藏其曾孙礼丞文会许，今年礼丞病殁，此印乃入市肆，因假归，钤印于此。一家眷属，合共流传。椟内有高南阜题记，并摹于后方。

     庚午（一九三〇）六月既望，闽中陈承修记。（钤“陈承修印”白文章）

陈承修录“雪浪斋”印椟内高凤翰题跋：

      雪浪斋，东坡遗印，郡前辈刘司农巡方京畿时获此印于定州，并“雪浪斋”三大字及《雪浪石图》，坡公所谓“玉井芙蓉丈八盆”也。岁甲午购自其裔孙豪斋，阅二十年甲寅（一七三四），在海陵处为此端椟藏之，五月二十日记，凤翰。

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雪浪石盆铭》最后一句“四月辛酉绍圣元”为我们提供了苏轼研究中更为确切的信息。宋哲宗于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四月十二日改元“绍圣”，此铭刻于“四月辛酉”日，四月朔壬寅，则辛酉日当二十日，说明苏轼四月二十日尚在定州，史籍中关于苏轼离开定州南下的具体日期失载，此铭至少为研究者确定了时间的上限。关于《雪浪石盆铭》，我们仅仅是判别了原刻本与重刻本，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例如重刻之时，是原刻拓本已经十分罕见，还是无法找到如此巨大的一块白石？既非据原拓重刻，则此重刻本据何人写本上石？书写者可曾见过原拓，可曾见过翁方纲缩临本？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

注释：

[1]宝琳，劳沅恩：《直隶定州志》卷五，46叶上.

[2]其一：俄顷三章乞越州，欲寻万壑看交流。且凭造物开山骨，已见天吴出浪头。履道凿池虽可致，玉川卷地若为收。洛阳泉石今谁主，莫学痴人李与牛。其二：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飞孤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千峰石卷矗牙帐，崩崖断凿开土门。竭来城下作飞石，一炮惊落天骄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园山水聊心存。

[3]宝琳，劳沅恩：《直隶定州志》卷五，46叶下.

[4]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51叶下.

[5]宝琳，劳沅恩：《直隶定州志》卷五，46叶下.

[6]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51叶下.

[7]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106.

[8]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106.

[9]宝琳，劳沅恩：《直隶定州志》卷五，49叶上.

[10]杨磊.苏东坡之雪浪石[J].艺术文化交流，2014(2):340.

[11]各地538/各地539：1张，高340cm，宽13cm。田伯英等赠；各地1007：1张，直径124cm。陆和九藏拓，陆和九题签；各地1008：1张，直径128cm。陆和九藏拓，陆和九题签；各地2295/各地2296：1张，直径115cm；各地3098-2：1张，直径117cm；各地6251：1张，直径122cm；各地8206：1张，直径122cm。

[12]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四一，1叶上.

[13]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104.

[14]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107.